第二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为何选择跟美国，而不是苏联？

当党派迥异的特朗普与拜登，都在各自任期内对以色列明显偏袒时，许多人都不禁感慨：以色列并非美国的“儿子”，反倒像是美国的“亲爹”。

然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美以之间这种亲如父子的特殊关系，并非以色列与生俱来的资本。曾经的以色列与美国不仅形同陌路，甚至在朝鲜战争等问题上针锋相对。单纯从血统与移民背景来看，接纳了大量苏联移民的以色列，在冷战时期本应更倾向于站队苏联，可它最终却与美国结成“父子般”的同盟，原因何在？

犹太游说集团并非白宫的幕后黑手。第二次中东战争后发生的一系列微妙变化，才是美以关系走向亲善并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

熟悉中东历史的人都知道，以色列真正的“教父”，是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并签署《贝尔福宣言》的英国。英国人将犹太人引入中东，本意有二：一是借此吸引全球犹太资本支持英国；二是在中东安插一枚变量，以强化英帝国对该区域的控制。

为推动以色列成功建国，英国在战前数十年间，一方面协助犹太人移民至巴勒斯坦托管地，另一方面暗中挑动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以色列能在1948年顺利建国，英国势力无疑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

随着二战后西方世界的主导权从英国向美国转移，新生的以色列必然面临一个抉择：是否改换门庭，成为美国全球秩序下的一枚棋子？

但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之前，美国与以色列对彼此都兴趣寥寥。在美国看来，以色列是英国霸权的产物，接纳它还可能得罪众多中东阿拉伯国家。尽管当时阿拉伯国家的国力不值一提，但从经济角度而言，上亿人口的阿拉伯市场在美国资本眼中颇具价值。

因此，以色列建国之初，美国不仅反对其发动任何性质的战争，还在1950年就中东军事问题发表声明：所有中东国家对军火物资的需求，必须建立在地区安全的基础之上。这一声明的潜台词是美国不会为以色列提供超出防御需求的武器；而对人少国小的以色列来说，武器优势正是应对阿拉伯国家“人海战术”的唯一解法。

作为反击，以色列在美国发布该声明当年，便言辞拒绝了美国要求其在朝鲜战争中提供支持的要求。以色列外交部甚至公开批评美国，称其将联合国变成了“北约的工具”。

以色列当时不仅处于英国在中东的势力范围之内，更因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大量苏联犹太裔老兵移民以色列，当局有着强烈的与苏联保持友好的动机。

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苏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对立。以色列如果继续与苏联保持接触，就绝无可能获得美国的信任。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初，无论是以色列还是美国，都没有主动接近对方的动机。

推动美以接近的第一个意外事件，是苏伊士运河危机。以色列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甘愿为英法充当侵略埃及的马前卒，一半是出于开疆拓土的渴望，另一半是迷信“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认为英国仍能保障其在中东的安全。

以色列以一周时间拿下西奈半岛的辉煌战绩，向英法证明了自身价值。然而，英法在达成战术目标后，却在美苏的威胁面前畏首畏尾。美国公开威胁以色列，英法更是急于与其切割。

1956年11月6日，英法在收到美苏最后通牒的次日，便宣布接受停火协议并准备撤军。出力最多的以色列并不想轻易放弃西奈半岛，但英法不予支持，美国则发出极其严厉的制裁威胁。

11月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公开表示，若以色列不遵守停火协议，美国将停止从官方到民间的对以援助，并在必要时考虑将以色列逐出联合国。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以色列硬抗了一年零四个月，最终于1958年3月极不情愿地将西奈半岛与加沙的控制权归还埃及。

按理说，被美国“摆了一道”的以色列，此时应转投苏联。但在赫鲁晓夫眼中，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比犹太复国主义更具利用价值，而纳赛尔的个人魅力也十分契合苏联推广意识形态的需求。

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埃及与苏联关系迅速升温：苏联不仅向埃及输送大量武器，还在1958年全盘接手阿斯旺水坝的建设。当时所有人都清楚，纳赛尔的目标之一，是将犹太人彻底赶出中东。因此，苏联在亲近埃及的同时，对与以色列发展关系毫无兴趣。

以色列深刻意识到，一旦埃及被苏联武装起来，自己将再次面临灭国危机。而此时，唯一能保住以色列的，只有与苏联针锋相对的美国。

冷战早期，中东阿拉伯世界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地位并不突出，美以关系更是无足轻重。但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石油经济的蓬勃发展与中东世界级油田的频繁发现，预示该地区将成为全球至关重要的资源产地。

1945年前后，以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为代表的一批英美石油公司开始在中东开发油气资源。到1955年，包括利比亚、沙特、伊朗、伊拉克在内的中东阿拉伯地区，整体石油产量已超越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产油区。

作为中东石油资源的主要开发者，美国深知，中东石油产量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因此，20世纪50年代后半段，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快速上升，这不仅是美国积极干预苏伊士运河危机的重要原因，更促使美国在危机结束后，开始在中东主动寻找更可靠的代理人。

1958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在公开舆论中，将以色列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置于阿拉伯国家之上。他们明确表示，对抗阿拉伯激进民族主义的唯一解法，便是支持中东亲西方国家以色列。

就连一贯热衷推行“共同安全政策”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放弃了原有策略，公开为以色列站台，称其可牵制埃及军队。

在这一舆论背景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考虑向以色列提供先进武器，以应对苏联在中东的扩张。然而，艾森豪威尔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阻碍以色列占据西奈半岛，反对他的民主党便以美以关系为突破口大做文章。与此同时，犹太财团在美国政界的影响力空前增强。

在民主党与犹太财团的联合推动下，肯尼迪击败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尼克松，赢得1960年美国大选。上任后，为回馈犹太财团的支持，肯尼迪将以色列直接拔高为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他不仅公开宣称美以之间存在“超越国家的特殊关系”，还向以色列完全敞开军售大门，仅在上任第一年，就同意向以色列出售美军刚刚列装的霍克对空导弹。

日后，以色列能在阿拉伯国家的围堵下艰难立足，依靠的正是美国源源不断的武器输入。但此时的以色列，终究只是美国全球战略下的一枚棋子，与韩国、南越等美国支持的政权相比，并无太多特殊性。

真正让以色列从“棋子”变成“亲爹”的，是其对美国的反向“寄生”。在美国开始支持以色列后，犹太人借着短暂的政治正确，通过其在美国掌控的媒体，持续宣传以色列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这种日复一日的舆论灌输，使得即便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已不再迫切需要以色列这枚棋子时，多数美国民众仍坚信，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所在。

但要获得美国持续不断的支持，仅靠舆论造势远远不够,以色列必须通过不断的胜利，证明自己对美国的价值。而第三次中东战争，便是以色列为彰显自身实力精心策划的一场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