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禁止在俄境内执行外国和国际刑事法院裁决：释放了什么信号？

普京禁止在俄境内执行外国和国际刑事法院裁决：释放了什么信号？

作者：黄埔少侠 总第：九百四十二期

克里姆林宫签署的一项新法律文件，正将俄罗斯与国际司法体系的对抗从外交辞令升级为国内立法，国际刑事法院的通缉令在莫斯科成为一张法律意义上的废纸。

普京签署的这项法律明确规定：未经俄罗斯参与，由其他外国政府赋予刑事司法权限的外国法院裁决，以及管辖权不基于俄罗斯参与的国际条约或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国际司法机构裁决，不得在俄罗斯境内执行。

一、俄罗斯树立保护国民的法律屏障。

2025年12月2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项联邦宪法法律修正案，为俄罗斯筑起了一道法律屏障。

这项名为《关于对〈俄罗斯联邦司法体系联邦宪法法律〉第6条进行修订》的法律，明确禁止在俄罗斯境内执行特定类型的外国法院裁决。

俄法律条文精心划定了两个禁区：一是外国法院行使刑事管辖权的裁决，如果这种权力是由其他国家在俄罗斯未参与的情况下授予的；二是国际司法机构的裁决，如果其管辖权不是基于俄罗斯签署的国际条约，也不是基于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决议。

这意味着，俄罗斯将自己不承认的司法裁决彻底挡在了国门之外，从法律层面消除了这些裁决在俄境内产生任何效力的可能性。

二、直接回应：为俄罗斯建立保护盾牌。

这项法律的签署时机和内容都显示出极强的针对性。欧美媒体和观察家普遍认为，这是俄罗斯对近期一系列国际法律行动的直接回应。

2023年3月，总部位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逮捕令，俄罗斯已于2016年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并称ICC的决定“令人发指”，指控内容失实。

2025年6月，乌克兰与欧洲委员会人权机构签署协议，为设立特别法庭奠定基础。同年12月，欧洲更是启动了“乌克兰国际索赔委员会”，旨在确保基辅获得俄罗斯攻击造成的数千亿美元损失赔偿。

普京签署的法律正是在这一系列事件后迅速出台的。它不仅针对ICC的通缉令，也预判并阻止了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法律行动在俄罗斯境内产生任何实际影响。

三、俄罗斯主权宣示：任何涉及内部决定，都需要俄罗斯参与。

从更深层次看，这项法律是俄罗斯在当前国际环境下的主权宣示。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面临欧美国家的全方位制裁和孤立。在法律领域，俄罗斯认为这些行动标志着针对俄罗斯的“法律侵略”进一步升级。

俄罗斯试图通过国内立法，重新定义自己与国际司法体系的关系。法律条文强调“未经俄罗斯参与”和“不基于俄罗斯参与的国际条约”这两个前提条件，实际上是在主张一种基于明确同意的有限司法管辖权。

这种立场反映了俄罗斯对当前国际司法体系的不信任和抵制。

四、国际规则制定与大国博弈：俄罗斯不会接受其未同意的司法管辖。

普京签署这项法律，不仅是为了应对眼前的ICC通缉令，更是大国博弈背景下的战略选择。

在国际刑事法院表示即使未来俄乌达成和平协议，也不会撤销对普京的通缉令后，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ICC副检察官明确表示，除非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出面叫停，否则不会撤案。

这一表态将司法追责与政治和谈之间的矛盾直接摆上了台面。ICC虽然发出通缉令，但本身缺乏执行机制，必须依赖成员国配合。而俄罗斯作为非成员国，本就无义务执行ICC的逮捕令。

普京签署的法律，实际上是将这种“无义务执行”的状态正式化和制度化。它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俄罗斯不会接受其未同意的司法管辖，也不会配合其认为非法的国际法律行动。

五、干涉与反干涉：俄罗斯面临复杂局面。

欧美国家热衷于推动境外法律机构和法律的行为，本质上是法律工具武器化的表现。

以美国为例，其“胁迫外交”手段包括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等机构，在其他国家推动符合美国利益的议程。在委内瑞拉，USAID被指利用援助活动干涉内政；在古巴，则被揭露创建类似推特的社交媒体网络，暗中引入政治内容。

这种将国内法域外适用、通过国际组织和机构施加自己影响的做法，已成为一些国家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受影响国家面临的争议点主要集中在主权与管辖权的冲突上。

六、斗争与抵制：面对外部的法律干涉，受影响国家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斗争和抵制。

俄罗斯此次通过国内立法明确拒绝特定外国司法裁决的执行，是法律层面的直接对抗。类似地，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被引渡至ICC的案件也引发了关于国际司法机构与成员国关系的争议。

菲律宾已于2019年退出ICC，但《罗马规约》规定ICC对成员国在籍期间的犯罪行为具有管辖权。这种“延伸管辖权”与菲律宾的主权主张形成了直接冲突。

这些斗争反映了当前国际秩序中的一个根本矛盾：全球治理需要国际合作与规则，但这些规则又往往被强国主导，引发主权国家对其公正性和合法性的质疑。

七、总结：俄罗斯与国际司法对话渠道的进一步收窄。

克里姆林宫表示，这项法律只是对现有司法体系的“技术性调整”，但欧洲委员会人权机构前官员私下承认：“这堵法律高墙的建立，标志着俄罗斯与国际司法对话渠道的进一步收窄。”

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在莫斯科成为废纸的同时，杜特尔特被突然引渡至海牙的案例却在提醒世界：当法律成为大国博弈的工具的时候，最终受损的是国际法治本身的权威。

2026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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