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二里头被定义为“夏晚”,
三皇五帝与尧舜禹被放在了哪里?
作者:翁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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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的主流叙事中,二里头遗址被反复强调为“夏王朝晚期都城”“最早的中国”“文明起点”。这一说法,已经从学术判断,逐渐演变为公共常识。
但一个问题,很少被认真追问:
如果文明的起点被锚定在“二里头夏晚”,那么在此之前的三皇五帝、尧舜禹,究竟处于什么位置?
一、“夏晚”并非中性判断,而是结构性选择
“二里头=夏晚”,听起来只是一个年代判断,但它带来的后果并不简单。
它在无形中构建了一条清晰的分界线:
• 二里头之前,是“文明前夜”
• 二里头开始,才进入“真正文明”
• 三皇五帝、尧舜禹,只能被降格为“部落联盟阶段”
换句话说,华夏传统中最核心的一段文明记忆,被整体排除在文明体系之外。
这不是史料不足的问题,而是叙事框架本身的结果。
二、问题的根源:我们用什么标准定义“文明”?
当前主流“二里头中心论”,实际上采用的是一套非常明确、却很少被说明的文明标准:
• 是否出现国家机器
• 是否有明确的都城
• 是否形成官僚与等级制度
• 是否进入青铜时代
这套标准,本质上来自西方社会进化论:
从部落 → 国家 → 文明。
问题在于:
华夏文明是否一定沿着这条路径产生?
三、华夏早期秩序的核心,并不是“国家”
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来看,早期秩序的核心并非国家机构,而是:
• 天命观念
• 王权合法性
• 祖先崇拜与宗庙体系
• 禅让与血统秩序
三皇五帝、尧舜禹,皆以“王天下”的形式存在。他们不是某一城邦或区域的首领,而是拥有天下共主地位的“王”。
他们的权威来源,不是官僚体系,而是天命与礼制。
如果以“是否形成国家机器”作为文明唯一标准,就等于用后世的国家形态,否定早期王权文明的存在。
四、二里头真的能承载“文明起点”吗?
即便回到考古本身,二里头是否具备“文明起点”的独占性,也并不稳固。
二里头出土的遗存,更像是一个制度已经成熟之后的政治中心,而非制度的源头。
它并未提供明确指向三皇五帝、尧舜禹的实物证据;
其礼制系统,也更接近后来的殷商谱系。
将其直接定义为“夏晚”,某种程度上,是先接受古史框架,再用考古去填充结论。
五、被忽略的事实:文明可能早于国家
一个长期被忽略的事实是:
文明,未必从国家开始。
在华夏传统中,先有“王天下”,后有“治天下”;
先有礼制与祖先秩序,后有行政结构。
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三皇五帝、尧舜禹所代表的,并不是“文明之前”,而是另一种文明形态。
六、重新看待二里头,并非贬低它
质疑“二里头=文明起点”,并不是否定二里头的重要性。
恰恰相反,二里头极可能是:
• 华夏王权体系向国家化转型的重要阶段
• 王权制度成熟后的区域性政治中心
• 文明进程中的一环,而非起点本身
真正需要被警惕的,是用一个考古节点,覆盖和压扁整个文明早期的复杂结构。
结语
当我们把文明的起点,固定在“二里头夏晚”之时,实际上已经作出了一个无声的判断:
三皇五帝、尧舜禹,不属于文明。
这或许并非本意,却是这一叙事不可避免的结果。
也许,真正需要被重新审视的,并不是古史本身,而是我们用来裁剪古史的那把尺子。
文明,未必始于国家;
文明,也不该从被简化的标准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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