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看待二里头，并非是贬低它

当二里头被定义为“夏晚”，

三皇五帝与尧舜禹被放在了哪里？

作者：翁卫和

在当下的主流叙事中，二里头遗址被反复强调为“夏王朝晚期都城”“最早的中国”“文明起点”。这一说法，已经从学术判断，逐渐演变为公共常识。

但一个问题，很少被认真追问：

如果文明的起点被锚定在“二里头夏晚”，那么在此之前的三皇五帝、尧舜禹，究竟处于什么位置？

一、“夏晚”并非中性判断，而是结构性选择

“二里头＝夏晚”，听起来只是一个年代判断，但它带来的后果并不简单。

它在无形中构建了一条清晰的分界线：

• 二里头之前，是“文明前夜”

• 二里头开始，才进入“真正文明”

• 三皇五帝、尧舜禹，只能被降格为“部落联盟阶段”

换句话说，华夏传统中最核心的一段文明记忆，被整体排除在文明体系之外。

这不是史料不足的问题，而是叙事框架本身的结果。

二、问题的根源：我们用什么标准定义“文明”？

当前主流“二里头中心论”，实际上采用的是一套非常明确、却很少被说明的文明标准：

• 是否出现国家机器

• 是否有明确的都城

• 是否形成官僚与等级制度

• 是否进入青铜时代

这套标准，本质上来自西方社会进化论：

从部落 → 国家 → 文明。

问题在于：

华夏文明是否一定沿着这条路径产生？

三、华夏早期秩序的核心，并不是“国家”

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来看，早期秩序的核心并非国家机构，而是：

• 天命观念

• 王权合法性

• 祖先崇拜与宗庙体系

• 禅让与血统秩序

三皇五帝、尧舜禹，皆以“王天下”的形式存在。他们不是某一城邦或区域的首领，而是拥有天下共主地位的“王”。

他们的权威来源，不是官僚体系，而是天命与礼制。

如果以“是否形成国家机器”作为文明唯一标准，就等于用后世的国家形态，否定早期王权文明的存在。

四、二里头真的能承载“文明起点”吗？

即便回到考古本身，二里头是否具备“文明起点”的独占性，也并不稳固。

二里头出土的遗存，更像是一个制度已经成熟之后的政治中心，而非制度的源头。

它并未提供明确指向三皇五帝、尧舜禹的实物证据；

其礼制系统，也更接近后来的殷商谱系。

将其直接定义为“夏晚”，某种程度上，是先接受古史框架，再用考古去填充结论。

五、被忽略的事实：文明可能早于国家

一个长期被忽略的事实是：

文明，未必从国家开始。

在华夏传统中，先有“王天下”，后有“治天下”；

先有礼制与祖先秩序，后有行政结构。

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三皇五帝、尧舜禹所代表的，并不是“文明之前”，而是另一种文明形态。

六、重新看待二里头，并非贬低它

质疑“二里头＝文明起点”，并不是否定二里头的重要性。

恰恰相反，二里头极可能是：

• 华夏王权体系向国家化转型的重要阶段

• 王权制度成熟后的区域性政治中心

• 文明进程中的一环，而非起点本身

真正需要被警惕的，是用一个考古节点，覆盖和压扁整个文明早期的复杂结构。

结语

当我们把文明的起点，固定在“二里头夏晚”之时，实际上已经作出了一个无声的判断：

三皇五帝、尧舜禹，不属于文明。

这或许并非本意，却是这一叙事不可避免的结果。

也许，真正需要被重新审视的，并不是古史本身，而是我们用来裁剪古史的那把尺子。

文明，未必始于国家；

文明，也不该从被简化的标准开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