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青霉素遭西方封锁，汤飞凡有办法解军民炎症之苦

1941的冬天压在云南高地上，前方传回来的报单一张接一张，伤口不大，发红发肿，人就扛不住，青霉素被锁在远方保密柜里，医院的药柜空着，瓶子里只剩酒精和碘酒，汤飞凡听得心里直紧，等到见到李约瑟，话不多，“我有个办法”这几个字落在桌面像钉子，声音不高，决心在那里摆着.

昆明城刚接住一批转移过来的器材，屋顶是瓦，风一刮沙尘就打着旋进屋，桌上铺报纸，角落里堆着破木箱，军医把野战医院的情况说了几句，人也不坐，说完就走，汤飞凡脑子里停住的是那个十七八岁的兵，腿边一圈红，两天就化脓，手握着枪不肯松，屋外的风声一阵一阵，像催着赶路。

条件算不上实验室，几个年轻人跟在他身边就地开工，玻璃针剂瓶洗干净放火上烤软，掰成小碟，水壶烧着当温源，木炭添一把少一把全靠盯着火色，窗边的人不敢离，温度飘一点就把样品护住，“咱能摸索出路”这句话像是一把把方向指在墙上。

思路很直，先把霉找齐，城里城外跑，酱菜坛子边沿那圈绿，豆腐坊角落的白毛，路边烂水果的皮上那层蓝，能取的全取，装进小纸包揣兜里，回到屋里分开培养，摆满一桌，等三天看一眼，等五天再看一眼，第一次遇到玉米秆上的那抹蓝绿，神气得很，养了几天却不抑菌，擦肩而过的无效样品堆成一摞小记录本。

试到三四十种，桌边的小伙子蹲在地上不说话，抬头的时候眼圈发红，汤飞凡伸手把笔塞回他手里，指着门外的方向提醒那条路还在延伸，前线的担子压着，这边就不松手，“再试”两个字把情绪稳住，队伍没有散。

培养基成了第二道坎，书上写的材料摸不到，米汤的白、豆渣的糟，厨房里的锅换着熬，桶里翻着泡，屋里满是酸味，鼻子里直冲，半夜火灭了一回，锅里一层凉皮，重头再来，木柴加上一捆，灶火往上跳，窗纸被熏得发黑，地上堆着洗过的瓶子晾成一排。

时间往前挪了半个年头，终于在一只旧皮鞋里刮下来的样本下见到清清楚楚的抑菌圈，小王抱着人蹦起来，屋里一圈人把那个培养皿当宝，这才算有了能用的菌株，菌种三个字写到黑板上划了双线，手一抖粉笔尖都断了。

下一道关口是量，桌面能做，战场要量，发酵罐这个词在昆明找不到影子，城市的边上有间酒厂，酒缸借来几口，菌种裹在纱布里挂进去，木棍放进缸里搅，白天搅到胳膊酸，晚上趴在缸沿听声，屋外的夜风很冷，炭火把墙上照出一圈圈光。

消息传到李约瑟那里，他寄来一本手册和几只密封烧瓶，书皮被翻得起毛，页角写满字，烧瓶用棉花包着放在床底，屋里的人轮着看，说不出口的感谢藏在眼神里，桌上又多了几样能用的器皿，进度往前推了一寸。

提取环节也挑人，菌在液面上长，对气很挑，扁瓶子、大底三角瓶一字排开，配方里加了玉米汁和本地的蔗糖，产量抬上来，1942的记录本上画了两个圈，合格品终于冒头，浓度还差一段距离，路没断，汤飞凡跑了一趟印度带回10株，樊庆笙也回来，手里拎着菌种和一肚子经验，几十株排着队对比，找出最稳定的那一个。

保存成了新题，液体里不安分，要存住得变成固体，化学干燥机在名单上画了圈，现成的没有，黄有为把铺盖搬进机房，白天画图，晚上打磨，零件不合适就拆，手上几道口子用布一裹继续动手，一个多月后，机器站起来，样子简陋，能用，数据合格，屋里的人都长出一口气。

1944年春天，第一批国产青霉素终于试制成功，一管2万单位，透明的玻璃管在阳光下反着光，小小一支，背后是一条长长的试验路，这些药装箱上车，汤飞凡亲自押到前线，野战医院的卫生兵接过来时手心发汗，桌上起针，找来一个腿部化脓的小战士，注射完成，医嘱交代清楚，三天过去，肿退下去，人坐起来，眼里有光，屋里安静了一会，接着传呼声连着响。

前线知道了有了药，城里也传开，有人找上门，想高价买，事由各不相同，汤飞凡把话说得很直，“这药用来救抗日军民”，价格定在一元一支，穷苦的来了再商量，必要时直接给，助手们把这条规矩记在本子最上面，做法统一，心思很定。

技术往前推，产量一批批抬高，每毫升2万到5万牛津单位写进质检表，和外边的同类摆在一起不落下风，封好的玻璃管从昆明出发，走公路、走骡队，到了阵地后方分发，野战医院的药柜不再空着，后方诊所的医生心里更有底。

再见到李约瑟，他笑着竖起大拇指，赞许落在一句话里，格外真诚，汤飞凡的回应很平实，“中国人的命，不能攥在别人手里”，屋里的人听见这句，把笔一摔，目光都放得更远，墙上那四个字被描了又描，“医心救国”不只是标语，是一整套日夜堆出来的结果。

有人问过他难不难，想不想停下，他看着实验台上的瓶瓶罐罐，把答案指给墙上那几个字，想到的是那些没有药可用的日子，想到的是一个个被感染拖垮的身影，坚持这个词落在很具体的事情上，拉线、记时、守火、送药，全部串成一条线。

这条线把中国带进了能自主生产青霉素的行列，战时救人，战后也救人，医院里的常备药有了靠谱的来源，手术室的风险降下来，乡间的小诊所也能拿到管用的药，很多人从发热和红肿的边上退回来，生活的秩序稳定下去。

今天再看，药房里瓶瓶罐罐摆得满满，人们挂号就诊心里更踏实，这些平常日子背后，站着一代人的肩膀，汤飞凡和他的同伴在缺设备、缺材料、缺时间的条件下把路辟出来，故事讲起来朴素，分量很足，名字写在史册上，也写在一支支玻璃管的光泽里。

把这段经历记住，记住那个年代的昆明，记住那几个桌边守火的人影，记住实验台上的小碟子和大酒缸，记住前线医官接过药时稳住的手，记住初心，记住规矩，记住分寸，往后的路还长，这种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的办法，能一直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