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后人生活困难，毛主席托人寄去千元稿费，特意标注：不用还的

1961年2月2日傍晚，北京中南海灯火犹明。机要交通员徐业夫抱着一个牛皮纸袋疾步穿过长廊，袋口贴着一张便条，上面只是寥寥几字——“转吴启瑞同志，一千元，赠，不用还。毛泽东”。薄薄的纸条，却沉甸甸地记录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师生情谊。

这封“托人带去”的意外之礼，源头要追到十年前。1950年5月，无锡师范附小教师吴启瑞在灯下写信，字字句句都是为八个孩子的生计与读书。丈夫王人路病逝后，家中空留47元月薪和满屋稚子，最小的才三岁。写到最后，她忍不住在信末加了一句请求——盼能让三个体弱的孩子进入苏南干部子弟班，好有口热饭，好躲一躲生活尖锐的棱角。

七月十九日，毛泽东用红蓝铅笔批改完文件后，抽出那封足有两千字的求助信。他在第一页旁空白写道：“请陈丕显同志酌处”。落款日期提前一天，因为他读完便提笔。这是吴启瑞后来才知道的小插曲。

信抵无锡，地方很快安排了学位与补助。然而吴启瑞仍忐忑——新中国财政紧张，自己一介小学教师占了大领导的时间，是否太过冒昧？直到七月二十三日，同事奔进教研室喊她——“毛主席亲笔回信到了！”那一刻，她才放下心来。

时间跳回1914年。长沙府城高正街，王立庵家后楼住进了一个瘦高青年，爱熬夜读书，常让茶壶底蹭得发亮。青年名叫毛泽东。王立庵教授数学，但擅古文书法，对这个来自韶山冲的学生格外赏识，允许他免费食宿度暑。某夜茶壶被烧裂，女佣嘀咕：“书呆子，连添水都不懂。”毛泽东闻声大笑，翌晚先添水再洗脸。微末小事，却让王家孩子记了一辈子。

王立庵有九子女，次子王人路最敬这位“毛大哥”。1925年“五卅”后他在上海印刷界鼓吹反帝，被巡捕追索，流亡无锡，与吴启瑞成婚。此后两人辗转武汉，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做宣传，同吃一锅红米饭，同唱《国际歌》。可惜大革命失败，王人路被迫回乡，再遇币值狂跌，终因郁懑成疾，1948年冬撒手人寰。

临终前，王人路抓着妻子的手，气若游丝：“天要亮了。若有难处，去找毛大哥。”吴启瑞哭着点头，却并不把这句话当真，直到无锡解放，她在档案里看见“王立庵——毛泽东启蒙师”七个字，才恍然丈夫所言不虚。

1950年至1960年，八个孩子一个个长大：心月补习医术，心丰练习油印，心支迷上了足球，心清入了部队文工团，生活虽拮据，总算有书念有饭吃。1960年6月，毛泽东南下视察，途经上海，他让办公室把吴启瑞请到锦江饭店。那天细雨蒙蒙，吴启瑞被领到门口，心跳几乎压过雨声。毛泽东迎上前握手：“吴老师，辛苦了。” 她只觉掌心被厚实温暖包围，原先练习好的致谢辞统统飞走。

俩人坐在沙发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问：“八个孩子都在吗？”吴启瑞一紧张，忘记提到排行第五的小女儿。毛泽东笑着提醒：“还差一个名字哟。”室内气氛立刻轻松，他甚至自嘲：“我也数不清子侄辈了。”随行摄影师按下快门，两张合影后来一直挂在吴家堂屋。

临别前，毛泽东想把随身带的三百元稿费塞给她。吴启瑞连连摆手：“主席，我不能要。”毛泽东递过茶杯，语气平和：“用得着就留着，用不着留给孩子买书。”那天她没收钱，但不久后，三年困难时期最艰难的日子还是来了。

1961年，新春刚过，吴启瑞写信报平安，同时提到粮票紧张，孩子们转学路费迟迟凑不齐。这一次毛泽东没再同她推让，他把上月收到的一笔千字文稿酬整包交给徐业夫，嘱咐亲笔写上“赠，不用还”。袋子里另外夹着《毛泽东选集》简装本一套与五张合照，连邮费都算得清清楚楚。徐业夫抵无锡时，吴启瑞正为买藕粉而和粮店讲价。接过信，她忍不住在柜台边掉泪。掌柜看了一眼蓝色印戳，悄声说：“这钱您收好。”

几个月后，孩子们的学杂费解决，屋里添了两袋杂粮，千元剩余的部分被吴启瑞细分成小纸包，标注“购书”“看病”“回乡路”后锁进木盒。她心里明白，这不是普通的援助，而是老师对学生、对学生家属负责任的态度。

1967年开年，家里已有三个孩子工作，最小的也在南京师范读书，经济渐宽。吴启瑞翻出那只木盒，数好整整一千元，汇到北京，并附信说明原因。汇款到达中南海时，工作人员无奈地笑——收款人栏里写的是“退毛主席存”。钱仍被退回无锡，信封角落多了一行小字：“主席指示，珍藏即可，无需再寄。”

1976年9月9日，吴启瑞卧病在床，收音机里传出噩耗。她抬手摸到枕边那本《毛泽东选集》，封底是一行淡褪铅笔字——“读书教子，立庵爱徒笔”。指尖停留良久，她让长子把那部书和五张照片包好，又嘱咐：“日后给子孙讲祖父与毛大哥的事，要从茶壶添水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