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文化专家观同：中国钱币中的福文化

原文标题：[观同说文解福]以币载福——中国钱币里的福文化印记

福文化专家观同专注于研究、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福文化的学者和实践者，他通过学术研究、艺术创作、产业融合等方式为推动福文化的创新发展起到了示范和引领。

一、福文化内涵与钱币的载体定位

福，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精神追求，是根植于国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说文解字》释“福”：“福，佑也。” 意为神灵的庇佑与眷顾；《尚书·洪范》则明确提出“五福”之说：“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将福的内涵具象化为生命、财富、健康、德行与善终的圆满状态。《礼记·祭统》亦言：“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 可见福文化自诞生之初，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全部向往，涵盖了物质富足、精神安宁、命运顺遂等多重维度。

福文化理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作为商品交换媒介、财富象征的钱币，便成为福文化传承与表达的重要载体之一。从远古贝币到历代铸币，从官方流通钱币到民间吉祥厌胜钱，钱币的形制、纹饰、铭文始终与福文化紧密相连，流转千年的钱币不仅承载着经济价值，更传递着国人对“福”的永恒期许。

本文将循着历史脉络，探寻不同时代钱币的演变轨迹，解读其中蕴含的福文化元素，阐释钱币与福文化交融的深层逻辑，让更多人了解福文化在钱币这一特殊载体中的丰富呈现。

二、钱币诞生与福文化的早期绑定

钱币的产生，是人类社会从原始交换走向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其核心价值不仅在于解决商品流通的便捷性问题，更在于成为财富的具象化象征，而财富本身便是“五福”之一，这为钱币与福文化的结合埋下了天然伏笔。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物交换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人们亟需一种固定的、被普遍认可的交换媒介，钱币由此应运而生。《盐铁论·错币》记载：“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其所有易所无，抱布贸丝而已。” 这种“抱布贸丝”的原始交换形式，虽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钱币，却已蕴含着“以物易物、满足需求”的朴素福祉追求——通过交换获得所需物资，保障生活存续，便是最初的“福”之体现。

当贝币成为中国最早的货币形态时，钱币与福文化的关联开始正式确立。贝壳作为天然产物，色泽光洁、形态温润，在远古时期不易获取，因此被赋予了珍贵的价值。考古发现，夏商时期的贝币不仅用于商品交换，还常被作为陪葬品随葬，这一现象背后，正是人们将钱币（财富）与死后的安宁福祉相绑定的文化认知。

三、春秋战国至秦汉：以币载福的基础奠定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钱币形制逐渐从贝币向金属铸币转变，布币、刀币、圜钱等多种形制并存，而后秦始皇统一货币，确立了圆形方孔钱的基本形制，这一时期的钱币不仅在功能上实现了统一与规范，更在福文化的表达上逐渐丰富。

从形制来看，圆形方孔钱的“圆”象征天，“方”象征地，“外圆内方”的形制暗合“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而“天人合一”正是古人追求的终极福祉状态——顺应天地规律，方能获得安宁与顺遂。这种形制并非偶然，而是古人将福文化的宇宙认知融入钱币设计的直接体现，此后圆形方孔钱延续两千余年，成为中国钱币的主流形制，其承载的福文化内涵也随之深入人心。

从铭文来看，这一时期的钱币铭文多以纪地、纪重为主，但也开始出现蕴含福祉寓意的字样。例如战国时期的“賹化”钱，“賹”有积累、富足之意，“化”通“货”，寓意通过钱币的流通实现财富积累，达成“富”这一核心福分；秦汉时期的“半两”“五铢”钱，虽以纪重为核心，但其统一流通的状态保障了商品经济的稳定发展，减少了交换中的纷争，这种社会经济的稳定，正是“康宁”之福的重要基础。

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钱币对福文化的表达，虽较为含蓄，却奠定了“以币载福”的基础——钱币不再仅仅是财富的符号，更成为社会稳定、民生顺遂的象征，与福文化的核心内涵形成了融合绑定。

四、魏晋至隋唐：福文化表达的鲜明转向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社会历经动荡与统一，钱币制度虽时有波动，但福文化在钱币中的表达却愈发鲜明。这一时期，官方铸币继续延续圆形方孔的形制，同时民间开始出现大量“厌胜钱”（又称“压胜钱”“吉祥钱”），成为福文化表达的重要载体。厌胜钱不用于官方流通，而是作为祈福、辟邪、贺喜的信物，其纹饰与铭文直接聚焦于福文化的核心诉求。例如魏晋时期的“长命富贵”厌胜钱，正面铸“长命富贵”四字铭文，背面铸吉祥纹饰，直接将“长命”“富贵”这两个核心福分字样铸于钱币之上，直白地传递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隋唐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钱币铸造工艺更为精湛，福文化的表达也更为丰富。唐太宗时期的“开元通宝”钱，“开元”意为开辟新纪元，“通宝”意为通行的宝贵货币，其铭文不仅彰显了王朝的盛世气象，更蕴含着对新时代国泰民安、百姓富足的福祉期许。此外，隋唐时期的厌胜钱题材更为广泛，除了“长命富贵”，还出现了“福禄寿喜”“天下太平”等铭文，纹饰则多采用蝙蝠、鹿、桃等吉祥图案——“蝠”通“福”，鹿通“禄”，桃象征长寿，将这些图案与铭文结合，形成了“福禄寿喜”齐聚的福文化表达体系。

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钱币对福文化的表达，实现了从“含蓄隐喻”到“直白彰显”的转变，官方铸币承载着国家层面的福祉期许（国泰民安），民间厌胜钱则聚焦于个体层面的福祉追求（长命富贵、福禄寿喜），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福文化传承格局。同时，隋唐时期的诗词文献中，也开始出现钱币与福文化关联的记载，如白居易诗云“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虽带有自嘲意味，却也从侧面印证了钱币与“富足之福”的紧密关联——钱币的留存，便是对“不羞涩”的基本福祉的保障。

五、宋元明清：福文化的极致呈现与民俗渗透

宋元明清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钱币制度更为完善，福文化在钱币中的表达也达到了顶峰，不仅体现在钱币的铭文、纹饰上，更深入到民间钱币交换的各类形式载体中，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景观。

在官方铸币方面，宋元时期的年号钱盛行，许多年号本身便蕴含着福文化内涵，如北宋的“祥符元宝”“天圣元宝”，“祥符”意为吉祥的符瑞，“天圣”意为上天的圣明庇佑，将王朝的统治合法性与福文化的“庇佑”内涵相结合；明代的“永乐通宝”“嘉靖通宝”，清代的“康熙通宝”“乾隆通宝”，虽以年号为名，但这些盛世王朝的钱币流通，本身便象征着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而这正是“五福”中“康宁”“富”的重要体现。

在纹饰与铭文设计上，这一时期的钱币更为精细，福文化元素更为丰富。例如宋代的“淳化元宝”钱，背面铸有星、月纹，星纹象征星辰庇佑，月纹象征圆满，暗合福文化的“顺遂”之意；清代的“康熙通宝”背满文“宝福”钱，直接在钱币背面铸“福”字，将福文化的核心字样与官方铸币结合，成为福文化的直接载体。

六、钱币与福文化交融的内核及当代延续

民间层面，宋元明清时期的厌胜钱种类繁多，福文化的表达更为贴近生活。除了传统的“福禄寿喜”“长命富贵”铭文，还出现了针对特定场景的祈福钱币，如婚嫁用的“合和如意”“百年好合”厌胜钱，生育用的“多子多福”“连中三元”厌胜钱，节日用的“新年大吉”“岁岁平安”厌胜钱等，这些钱币成为民间社交、节庆活动中的重要信物，将福文化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同时，民间钱币交换的形式载体也成为福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例如明清时期的“压胜钱馈赠”习俗，长辈会在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将带有祈福铭文的厌胜钱赠予晚辈，寓意将福气传递给下一代；在民间交易中，人们也会偏好使用带有吉祥铭文或“福”字纹饰的钱币，认为使用这样的钱币能够带来好运，实现“以币纳福”的目的。

《说文解字注》中也提到“钱，泉也，泉者，水之源也”，将钱币比作泉水，寓意财富如泉水般源源不断，而财富的源源不断正是“富”之福的极致体现。

从钱币产生至今，钱币与福文化的交融从未中断，这种交融并非偶然，而是由两者的核心内涵与社会功能决定的。钱币作为财富的具象化载体，直接对应“五福”中的“富”，而财富是实现其他福祉（寿、康宁、攸好德、考终命）的物质基础；福文化作为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需要具体的载体来传承与表达，钱币作为流通范围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物品，自然成为福文化的理想载体。

笔者认为，中国钱币中的福文化，不仅是一种纹饰与铭文的简单叠加，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延续。它将国家层面的国泰民安期许、民间层面的个体福祉追求，通过钱币这一特殊载体传递下去，形成了跨越时空的文化共鸣。

在今天，虽然钱币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金属铸币演变为纸币、电子货币，但钱币所承载的福文化内涵并未消失——人们依然希望通过努力积累财富，实现生活的富足与安宁，依然会在节庆时节通过红包、吉祥信物等形式传递福气，这正是钱币中福文化的当代延续。了解中国钱币中的福文化，不仅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钱币的文化价值，更能让我们深入理解福文化的丰富内涵，感受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精神追求与文化底蕴。

福文化专家观同简介：

观同，专注于传统福文化研究、传承与弘扬，现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民盟中央文化艺术研究院理事、北京皇家福文化博物馆馆长、一级美术师，爱新觉罗皇家写福文化第十一代传承人，福文化IP概念定义者、民盟中央福文化理论课题组长、传统文化学者、福文化学术专家、书画家、书画收藏鉴赏家。受聘担任多地政府、名胜景区和机构的福文化顾问；是中国福文化研究与传承领域的领军者，实践者。

观同构建了“写福、送福、说福、解福”为载体的福文化传播体系，通过学术研究、书法创作、公益活动、展览展示、主题讲座、IP联名、产业融合、文创研发等多种形式传播福文化。

1、观同以“说文解福”为主题，先后撰写发表了包括《浅论中国梦是中华福文化的时代阐释》、《发现幸福人生密码》、《浅析中华福文化的内涵与时代价值》、《福文化——跨越千年的民族共同追求》、《浅谈福文化赋能新时代城市文旅发展》、《中国建筑中的福文化 》、《中国民俗中的福文化》等数十篇著作和文章，对中华福文化的历史脉络进行了全方位、体系化梳理和解读，为福文化的学术研究、当代传播以及创新应用提供了的理论参考。

2、观同以字为媒，写福传福，他创作书写的福字被刻在了八达岭长城、五岳名山（泰山、衡山、恒山、嵩山、华山）五台山、九华山、黄山、峨眉山以及雄安新区、终南山、崂山、北京康熙行宫等近百处世界级旅游文化景区，成为标志性的文化景观和传播福文化的载体、艺术丰碑，同时铸就了观同书法作品富有吉祥和灵气的文化内涵与传世收藏价值。他创作的《佛陀赐福》作为国礼镌刻成石碑代表中国赠送给尼泊尔蓝毗尼佛教大学永久驻立，为中尼两国文化交流做出贡献，也是中国“福”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礼之福”走出海外，被尼泊尔驻华使馆文化中心聘为“中尼文化大使”。

3、作为首个提出并进行“福文化IP”概念定义的专家学者，观同以“文以致用”核心理念，创作构建了包括《天下第一等福气》、《南山之寿》、《关公赐福》、《五岳赐福》、《天下第一财》、《天下第一福运》《平安五福IP》系列等数十个独具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福文化IP，通过IP联名、文创开发进行产业创新实践；为福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文创衍生和IP构建起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参考。

故宫博物院专家单国强评价其为“独树一帜、古今未见其二的写福大家”，他也被誉为“写福送福第一人”。观同以学术研究为根基、艺术创作为载体、产业融合为路径，推动福文化创新发展，成为理论与实践并行的福文化引领者，为传统福文化的传承弘扬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文章来源：观同福文化工作室 （《观同说文解福》系列福文化主题理论研究文章）图文编辑：晓雯，图片来自网络素材；转发、摘录须注明作者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