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的一天清晨,松林间雾气初散,白公馆外的石阶上留下了夜露。负责押送的宪兵催促着,还没来得及系好鞋带的涂孝文被推搡着向刑场走去。不到半个小时,他的生命就将画上句号,而在枪声到来前,他喊出的却是“共产党万岁”。不熟悉重庆监狱史的人一时会疑惑:几天前,他还在审讯室里为敌人效力,为何最后关头反而举起了那句口号?
追溯到更早的1946年春,涂孝文刚结束延安学习返回四川。那年他三十四岁,皮肤被高原风沙吹得黝黑,去北碚报到时,地下组织给他的任务只有一句话:“守好下川东,别让火种熄。”抗战后期,川东农村武装零散但顽强,他一头扎进去,两年多跑遍涪陵、万县、梁平,唱着川江号子招募年轻人参加游击队。那支队伍在坊间被敌特称作“老杜的队伍”。“老杜”其实是杜集成的化名,而在特务档案里,这个“老杜”后来被错认成了涂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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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仲夏,川东烽火越烧越旺,国民党重庆行辕侦缉处长徐远举坐不住了。他判断必须揪出“老杜”才能扑灭这把火。恰在此时,市委副书记冉益智落网。冉遭到严刑,当夜就被拖上老虎凳,腿骨爆裂声在刑室里回荡。徐远举逼问:“’老杜’是谁?”冉益智撑了不到半炷香的时间,终究泄露了涂孝文与多名骨干的身份。自此,一张巨网悄然收拢。
同年8月17日夜,万县城西码头灯火阑珊,涂孝文原本准备与交通员接头,却在小巷口被押走。带队的正是冉益智,他低声说了一句:“对不住,兄弟。”两名特务没给他回话的机会,粗麻绳一套,涂的双臂即被扭在背后。当晚,他被押到中美合作所内的渣滓洞。清晨开始拷打,竹签、辣椒水、铁棍轮番上阵。到第二天下午三点,涂孝文彻底崩溃,写下第一份供词,列出的同志姓名超过二十人,其中包括正在万县潜伏的江竹筠。
一个月后,在万县法院门口,江竹筠听到有人唤她本名,回头看到神情恍惚的冉益智。对方竟直接说出“王璞叫我来找你”,江竹筠立即察觉异常——联络暗号从不在街口公开喊出。她猛地转身欲走,却被守候已久的特务按倒。至傍晚,川东地下党再遭大规模搜捕,下川东地委几近瓦解。
审讯中,特务把李青林拖进渣滓洞对质。那时李青林左腿粉碎性骨折,鲜血沿棉裤滴落。徐远举指着李:“她是万县县委书记,你认识吗?”李青林抬头,盯着涂孝文:“当然认识,他曾求我嫁给他,被我拒绝。不成想他恼羞成怒,还要置我于死地。”语气轻描淡写,却像一把锤子砸在涂孝文心口。那夜,他独坐牢房角落,额头抵在冰冷石墙,嘶声自问:“我究竟成了什么人?”周围犯人耳中只听到断断续续几声低吼。
从那以后,涂孝文不再提供新口供。徐远举怒不可遏,将他转押白公馆,并贴上“政治犯”标签。白公馆里关押的大多是意志最坚强的共产党人。有人为涂搬来一块破棉被,有人递给他半盏冷茶,却没人大声责难。青年党员赵世炎轻声说:“路还长,守住底线。”这一句话让涂孝文噙着泪水点了点头。
1949年10月,渡江战役的炮火余音未了,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正由湖北西进。蒋介石给重庆地下电令:“一旦守不住,即刻毁城,杀光赤匪俘虏。”毛人凤再加一句:“名单上一个也别漏。”白公馆和渣滓洞里,处决顺序被迅速排好。11月27日凌晨,一队宪兵闯进牢房,用刺刀拍醒犯人。江竹筠在渣滓洞被带走时,一袭蓝布旗袍上已看不出原色,她回身对同伴说:“好好活下去。”随后消失在铁门后。
同日午后,涂孝文也被推上吉普,驶向歌乐山刑场。路旁枯草打着旋飞,人们只能看到他用尽全身力量高唱《国际歌》。车到坡顶,枪声还未响,他突然扬声喊:“共产党万岁!”宪兵愣神的一瞬,子弹已出膛。几分钟后,山风卷走硝烟,地上多了一块无名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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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涂孝文,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述:叛徒与烈士。无可否认,他曾导致二十余名同志被捕,也无可否认,他在最后一个月拒绝再开口,与难友共同对抗屠杀。就事实本身而言,既无法用“临阵觉悟”抹去前期的出卖,也无法用先前的出卖否定最后的呐喊。历史档案上,他的名字依旧被特别标注,但备注里同时写着:“行刑前呼喊口号,与众人同死。”
江竹筠牺牲半个月后,重庆宣告解放。山城上空拉响的汽笛声中,少有人知道歌乐山脚还埋着一个晚悔之人。几十年过去,档案里那张发黄的处决通知依旧清晰,上面写着:涂孝文,男,36岁,原中共党员,叛变,后拒供,枪决。没有一句评语,也没有任何挽词——只让冰冷的事实自行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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