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2号人物张作相：秘密支持儿子去解放区，当上八路军司令

1945年8月15日晚，天津日租界的一幢小楼里灯火通明。收音机里传出裕仁天皇“终战诏书”的沙哑声，张作相合上留声机外壳，只对身旁的孙子轻声说了六个字：“日本，终于完了。”语速不快，却带着长久压抑后的舒展。转身上楼前，老人与家人交代：“收好短波机，外头别声张。”这年的张作相六十四岁，早已离开枪马硝烟，却仍习惯把一切讯息先藏在心底——当年在奉军担任“辅帅”时，他就如此行事。

张作相成长的路径，与许多清末贫苦子弟相似。1881年，他出生在锦州义县一户佃农家。烧荒、踏麦、做短工，日子紧巴。九岁之前，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只被喊作“大伢”。私塾先生给他取名“作相”，乡亲们笑他“想当宰相”？贫家孩子心里清楚，先得混口饭吃。十一岁那年，父亲拿不出束修，他辍学回田，偶尔随师傅砌墙抹灰。汗水换不来温饱，求变的念头悄悄滋长。

甲午战火波及辽西，乡镇频遭抢掠。十五岁的张作相第一次见识到“刀尖夺食”的残酷。两年后，他与堂兄卷入械斗，堂兄被仇家砍死，他自己逃到奉天城，开始四处打杂。泥瓦匠、车把式、脚夫都做过，伙食还是常常断顿。最难忘的一幕，是他被巡街兵当作乞丐赶下城墙，皮鞭贴背生疼。那一夜，少年在荒野钻进草垛，捂着破棉袄直打颤：不给自己找条出路，就得一直低头讨生活。

1901年腊月，他与几名流浪汉结义，充当绿林小股。人少枪旧，随时可能被“围剿”，他们决定投靠声名渐起的土匪头目张作霖。两人在山坳相见，一个叫“作霖”，一个“作相”，彼此都愣了片刻。第一次联合袭营时，张作霖陷入埋伏，张作相带三十骑逆冲救主，从此在兄弟中排“老八”，顿成生死莫逆。

1903年秋，清政府收编巡防队，张作霖成了官兵“前路统领”，张作相升为营长。自此，他脱下土匪装，换上蓝呢军服；身份变了，忠义未改。此后二十多年，他始终绕着一个中心——让大哥放心。奉天军务繁杂，谁违令、谁生变，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有事，他总是拎着酒壶，先喝几盅，再摆事实讲利弊，凡能化解的尽量屋里解决，不把火苗放到营门外。

1916年，张作霖出任奉天督军兼省长，与汤玉麟龃龉激化。东北局势一时云诡。张作相挺身而出，暗中调兵稳住城防，公开场合却只说一句：“我听大哥号令。”张作霖大受感动，将奉天警备总司令及二十七师师长两职一并交给他。从此，“二号人物”名副其实。奉军士兵背地里说，张学良能顺风顺水，全仗这位“八叔”铺路。

张作相并非没有“上位”机会。1921年，黑龙江督军空缺，张作霖本打算让他过去坐镇。张作相一句话推了：“吴俊升去更合适，咱们在奉天得留根。”简简单单，把个人升迁让给旧友，也为奉系捏紧了拳头。奉军众将服气，把这位“八叔”视为公道的秤砣。

郭松龄反奉兵变后，军中不少人主张“连根拔起”，张作相却坚持“留一线生机”。在奉天议事厅，他甚至拍案而起，痛陈“骨肉相残只利外敌”。两小时的唇枪舌剑，嗓子都嘶哑。张作霖最终妥协：接受投降，不搞屠杀。若非这番力争，奉系可能自毁长城。

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军中推举张作相“摄行东三省保安司令”，连印信和公推书都送到客厅。他却关起门，回赠亲笔信：“必待汉卿归来。”十三天后，张学良抵奉，三次登门请“八叔”掌帅印。张作相笑着摇头：“子承父志，道理顺，先把满洲稳住，我在背后帮你。”正因这番推让，张学良得以顺利接班，才有后来的“东北易帜”。

1933年“长城战役”失利，张学良引咎去职。张作相索性移家天津，挂出“修生养息”招牌。蒋介石派专员四度登门：“东北正缺重臣辅国，老将军何不再披甲？”张作相敬茶而辞。重庆政府数度电邀，他仍以体弱为由婉拒。属下劝他何不求个高位安度晚年？他抬手按住茶盏：“东北人，给日本人打得那么惨，哪有闲心做官？”

同一时期，家里却在酝酿另一场“倒向”。1935年冬，儿子张廷枢从南京回到天津，告知父亲：“蒋委员长不抗日，我想去找共产党干实事。”深夜内室灯光摇晃，父子说了许久。张作相没给命令，只推开抽屉，取出一只小巧的意大利手枪递给儿子：“路上护身。别提我是你爹。”这一幕，张家佣人后来提起，仍称军阀里少见。

张廷枢本在东北军里任一一二师师长，对日作战勇猛。可他看不惯高层“攘外必先安内”的折冲，决意离队。1936年春，他悄然赴西安找张学良辞别：“日寇不走，我不回。”张学良挽留，他只留下这句硬气话：“若东北军真开枪对日，明日就归队。”

西安事变后，张廷枢绕道太原，找到周恩来，表达参战意向。八路军总部批准成立“第一游击纵队”，张廷枢任司令员。毛泽东、朱德在延安会见这位“东北少壮”，称赞其“有虎气”。从锦州走出的农家子，终于在抗日最前线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

1938年春，他进入抗大深造，与罗瑞卿、萧克等成为同窗。课堂之余，他常提起父亲的规矩：“行军打仗，前锋吃苦，后营吃紧，枪声一响，腰里要有两条退路。”这些经验被学员称作“奉军老辣”。

遗憾的是，1940年肺病凶猛，他奉命南下香港疗养。卧病期间，他仍关注华北战事，常让友人带来《新华日报》。病榻旁放着那支父亲赠枪，枪膛空，却象征父子间一份默契：不同阵营，同一目标——驱逐侵略者。

1949年7月23日，北京晴热。张廷枢病逝消息传到天津，张作相沉默很久。有人担心老人受不住打击，他只把花名册摊开，写下一行小字：“廷枢，烈士。”随后再无多言。那年秋，他将儿子和东北战友的遗像一并装入木匣，亲手封钉。

1951年2月3日，张作相在天津病故，享年七十。整理遗物时，子女在抽屉最底层找到一封未寄出的信，落款1937年，“致廷枢”——“人言军阀多狡，我只盼你正直，莫损乡党名声。若有一日赤帜高扬，辽河两岸终得清平。届时，作相当为老百姓击鼓吹笙。”

短短数语，把父亲的愿望写得明白，也把东北军二号人物曲折的一生，凝成了简单的寄语：刀枪可弃，气节不可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