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9年1月17日上午，北京刚飘起细雪，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却暖意融融。邓小平一边握着荣毅仁的手，一边半开玩笑地说：“荣老板，总算把你请来了。”就在这一顿极简的火锅宴上，改革开放初期外资引进的雏形，被几句话勾勒出轮廓。
要说起这位“荣老板”何以能让毛泽东与邓小平同时放心，得先从他那一条跨越三个时代的轨迹讲起。1896年，荣德生与兄长荣宗敬在上海创办第一家面粉厂时，只想让中国人吃上价廉面粉；到了1931年，两兄弟的面粉和纱厂已遍布江南，产量占全国五分之一，民族工业从此有了可与洋行对话的底气。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淞沪枪炮声震耳欲聋。荣德生顶着炸弹声硬是把库存粮棉改运后方，甚至私下对儿子荣毅仁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咱们这几袋子面粉，救的可是前线一条条命。”这一年，荣毅仁二十一岁，第一次明白“家业”与“国运”到底绑得多紧。
战火未熄，绑架、勒索接踵而至，家族企业被炸被占早成常态。荣毅仁曾在日记中留下寥寥一句：“电铃声一响，便知又是索财。”偏偏父亲仍不肯离沪，他只能硬着头皮陪父亲死守厂房。也正是这段颠沛，让他日后面对更大风浪时，脸上常挂着那股看破不破的闲淡。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夜，陈毅派人送来口信：新政府愿意保护民族工商业，请荣氏留下。七十二岁的荣德生听完，立刻拍板“不迁厂、不转资、不离沪”。第二天，申新总管理处楼顶升起了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附近工人自发鼓掌，场面并不喧闹，却足够庄重。
1950年春，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见到荣毅仁的第一句话很直接：“荣先生，你可是一位大资本家呀！”周恩来在旁边笑着补刀：“还是少壮派的哪！”客套几句后，毛泽东语气顿时严肃：“希望你们把工厂办好，不要辜负工人，也别辜负人民。”那顿饭并不丰盛，却让荣毅仁回去连夜记了厚厚一页笔记。
1956年1月，毛泽东赴上海视察。申新九厂门口，荣毅仁迎上去，手还没伸直，就被毛泽东握住。“公私合营后生产怎样？”“比以前好。”“同国营相比呢？”“还有差距。”毛泽东点点头，“要赶上，给自己定个日子。”短短对话里，荣毅仁被一句“给自己定个日子”激得通宵没睡，把全年计划细化到车间、班组、甚至每一台车头。
进入60年代末，国内步入动荡，荣毅仁被要求“停职学习”。那几年他不谈经营，只在夜里翻外文杂志，用一盏绿罩台灯比划“国际信托”“跨国融资”之类当时听来相当陌生的概念。朋友劝他别再钻牛角尖，他却笑言：“笔在手里，帐就在脑子里。”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工作重点转向现代化建设。外汇紧缺、设备陈旧、缺乏国际往来，一连串难题摆在决策层案头。邓小平想起荣毅仁，连打三次电话，才把这位低调的实业家“请”到北京。会上，荣毅仁递上一份不足八百字的方案——建议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市场化运作引进资本和技术。邓小平看完后当即圈阅：“可行，快办！”
1979年6月27日，国务院文件批复，中信公司成立。不到三个月，香港尖沙咀的租赁办公室开门营业，李嘉诚、霍英东等人以董事身份亮相。一时间，外资界议论纷纷，谁也没猜到这家“带着红色基因的洋公司”会跑出什么样的成绩单。
事实证明，速度惊人。到1984年底，中信总资产已逼近百亿元人民币，引进和转化技术项目过百项，连一向谨慎的陈云都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荣毅仁这条路子，走对了。”北京、上海、天津的老国企借此完成设备升级，浙江、广东的一批乡镇轻工厂也拿到了第一笔外商贷款，链条由此动起来。
有人私下问荣毅仁，“您怎么敢把外资大门一下子敞这么大？”他轻轻摆手，“毛主席当年教我，私有的坛坛罐罐可以舍，但国家需要的新东西一定要抢。”语气不高，却透着笃定。邓小平后来回忆这句话时，笑称荣毅仁“把政治账和经济账算得最明白”。
1986年秋，人民大会堂再度设宴，邓小平在敬酒时半开玩笑：“荣老板，又立一功。”席间掌声一阵高过一阵。有人暗数，邓小平那晚连说了三次“护国大功臣”，语速不快，分量却重。
自1896年一袋面粉起家，到1980年代总资产过百亿，荣氏家族三代人换了称呼，却始终把“实业救国”四个字贴在厂门口。毛泽东称他们“护国大功臣”，邓小平则说“没有他们，外资很难迈进第一步”。两句评价，一脉相承，也为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民族实业史写下最朴实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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