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毛泽东视察杭州，不见宋宝罗，质问林彪手下：人弄哪去了

一九七〇年初夏，西子湖面雾气蒸腾，满城都是新茶的清香。毛泽东下榻刘庄休整，夜里踱步湖畔，忽然抬头看了看灯火通明的戏院方向——以往这个时辰，该有国剧名家宋宝罗的声腔穿湖而来，可今夜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在杭州工作的干部很清楚，每逢毛泽东到江南，他常把夜间批阅文件与看戏交替进行。此前十二年里，宋宝罗唱过《空城计》《二进宫》《借东风》等四十余场，几乎场场博得毛泽东“好”字当场。如今人不见了，毛泽东心里纳闷，便问陪同人员。对方吞吞吐吐，只说“还在了解情况”。毛泽东皱起眉头，停住脚步，转身吩咐警卫叫来接待组负责人。

“宋宝罗呢？”他开门见山，声音并不高，却听得人心发紧。“就是那个当场边唱边画大公鸡的老宋。人弄哪去了？”

被点到名的工作人员低着头答：“报告主席，他的政治情况在复查。”

“什么政治情况？”毛泽东有些不耐。

“说他过去给蒋……唱过戏，还留下合影。”话音未落，毛泽东手里的扇子“啪”地一合：“唱戏有什么罪？那会是蒋介石的年代，他能不上台？你们办事，太离谱！”

话题被扯到了“政治成分”，可杭州城里不少老人记得，宋宝罗与戏为命，不论台下坐的是冯玉祥还是梅兰芳，他都得唱。再往前追，八岁粉墨登场时，他连青龙偃月刀都举不稳；最夸张那回，一泡童子尿把《洪羊洞》的杨六郎唱成了滑稽戏，全场爆笑，却也让观众记住了孩子的台风。

宋家几代梨园，父母都是角儿，耳濡目染之下，宋宝罗学艺极快。十五岁拉班下江淮，人称“宋老板”，票房不输当时的大码头。唱火了嗓子，他便转去学画。齐白石教他勾线，张大千示范泼墨，徐悲鸿索性同他合作了一幅《春回大地》——前半生似乎被戏与画分成两条平行线，却终在新中国相交。

一九五五年，他第一次走进中南海，给周恩来唱《四进士》。周恩来点评：“马派的韵味加上周派的劲道。”这句肯定把宋宝罗推到更高的台阶。三年后，杭州饭店灯影摇曳，毛泽东、刘少奇与朝鲜客人金日成跳完两曲交谊舞，宋宝罗被周恩来“半路截胡”从东坡剧院拖来，唱《二进宫》，又被加点《空城计》。毛泽东听得连连叫好，连夜安排他留下，“以后江南见面，就请你多唱几段”。

自此，只要主席南下，杭州公安厅就会把宋宝罗“请”到刘庄。夜班文件一合，舞曲两首，再来几出唱段，这套流程在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反复出现。最有意思的是一九六一年腊月，他正在舟山桃花岛慰问海防部队，凌晨两点被炮艇送回杭州。宋宝罗心里犯嘀咕，却照例唱完《空城计》。毛泽东很高兴，却转身责备王芳：“人家在岛上给战士演出，你们硬拉回来算什么？明天一早送回去。”第二天，宋宝罗又风风火火登艇，只为赶上岛上那场《朱耷卖画》，边唱边画，为海风里站岗的战士画了只“飞鹰展翅”。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六十九岁生日。工作人员怕直接“祝寿”惹他不悦，只说搞点文娱调节。宋宝罗挑了《朱耷卖画》，台前摆好宣纸墨汁，他一边唱一边挥毫，一只雄鸡昂首破纸而出。毛泽东挪步近前，笑道：“好！写一句‘一唱雄鸡天下白’。”戏毕，画作被收进主席的私人文件包，后来成了博物馆藏品。

然而，戏台上掌声不断，台下暗流却悄悄翻涌。一九六四年，宋宝罗突然从舞台消失。消息遮得紧，连一些同行都弄不清，他是去外地演出，还是出了事。真正的导火索是一张一九四五年十月的旧照：南京“总统府”合影里，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站在前排，中间是穿蟒靠的宋宝罗——那夜堂会，他唱《二进宫》，唱毕被要求合影，第二天报纸登了满版。二十年后，这张照片成了“重要线索”，宋宝罗被扣了“在敌对阵营出风头”的帽子，隔离审查，文件一路送到林彪系统手中。

于是才有了一九七〇年西湖边的那句“人弄哪去了”。毛泽东拍了桌子，批示速查。事情很快回到常识：戏子无戏不唱，旧照不足为奇。宋宝罗被释放，却暂不准公开演出，只让他在省里整理剧本、教学生。等到林彪事件尘埃落定，文化风向渐稳，一九七八年，六十三岁的宋宝罗重披蟒甲，再度亮相钱塘。台下观众多是银发老兵，听到《空城计》“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有人悄悄红了眼眶。熟悉的唱腔回来了，可最爱听戏的那位老人已不在江南。

宋宝罗后来总结说，唱戏几十年，台下坐过军阀、坐过委员长，也坐过共和国的领袖，“我只管亮嗓子，谁爱听谁听”。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却把梨园行的无奈与坚守都说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