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初夏,西子湖面雾气蒸腾,满城都是新茶的清香。毛泽东下榻刘庄休整,夜里踱步湖畔,忽然抬头看了看灯火通明的戏院方向——以往这个时辰,该有国剧名家宋宝罗的声腔穿湖而来,可今夜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在杭州工作的干部很清楚,每逢毛泽东到江南,他常把夜间批阅文件与看戏交替进行。此前十二年里,宋宝罗唱过《空城计》《二进宫》《借东风》等四十余场,几乎场场博得毛泽东“好”字当场。如今人不见了,毛泽东心里纳闷,便问陪同人员。对方吞吞吐吐,只说“还在了解情况”。毛泽东皱起眉头,停住脚步,转身吩咐警卫叫来接待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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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宝罗呢?”他开门见山,声音并不高,却听得人心发紧。“就是那个当场边唱边画大公鸡的老宋。人弄哪去了?”
被点到名的工作人员低着头答:“报告主席,他的政治情况在复查。”
“什么政治情况?”毛泽东有些不耐。
“说他过去给蒋……唱过戏,还留下合影。”话音未落,毛泽东手里的扇子“啪”地一合:“唱戏有什么罪?那会是蒋介石的年代,他能不上台?你们办事,太离谱!”
话题被扯到了“政治成分”,可杭州城里不少老人记得,宋宝罗与戏为命,不论台下坐的是冯玉祥还是梅兰芳,他都得唱。再往前追,八岁粉墨登场时,他连青龙偃月刀都举不稳;最夸张那回,一泡童子尿把《洪羊洞》的杨六郎唱成了滑稽戏,全场爆笑,却也让观众记住了孩子的台风。
宋家几代梨园,父母都是角儿,耳濡目染之下,宋宝罗学艺极快。十五岁拉班下江淮,人称“宋老板”,票房不输当时的大码头。唱火了嗓子,他便转去学画。齐白石教他勾线,张大千示范泼墨,徐悲鸿索性同他合作了一幅《春回大地》——前半生似乎被戏与画分成两条平行线,却终在新中国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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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他第一次走进中南海,给周恩来唱《四进士》。周恩来点评:“马派的韵味加上周派的劲道。”这句肯定把宋宝罗推到更高的台阶。三年后,杭州饭店灯影摇曳,毛泽东、刘少奇与朝鲜客人金日成跳完两曲交谊舞,宋宝罗被周恩来“半路截胡”从东坡剧院拖来,唱《二进宫》,又被加点《空城计》。毛泽东听得连连叫好,连夜安排他留下,“以后江南见面,就请你多唱几段”。
自此,只要主席南下,杭州公安厅就会把宋宝罗“请”到刘庄。夜班文件一合,舞曲两首,再来几出唱段,这套流程在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反复出现。最有意思的是一九六一年腊月,他正在舟山桃花岛慰问海防部队,凌晨两点被炮艇送回杭州。宋宝罗心里犯嘀咕,却照例唱完《空城计》。毛泽东很高兴,却转身责备王芳:“人家在岛上给战士演出,你们硬拉回来算什么?明天一早送回去。”第二天,宋宝罗又风风火火登艇,只为赶上岛上那场《朱耷卖画》,边唱边画,为海风里站岗的战士画了只“飞鹰展翅”。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六十九岁生日。工作人员怕直接“祝寿”惹他不悦,只说搞点文娱调节。宋宝罗挑了《朱耷卖画》,台前摆好宣纸墨汁,他一边唱一边挥毫,一只雄鸡昂首破纸而出。毛泽东挪步近前,笑道:“好!写一句‘一唱雄鸡天下白’。”戏毕,画作被收进主席的私人文件包,后来成了博物馆藏品。
然而,戏台上掌声不断,台下暗流却悄悄翻涌。一九六四年,宋宝罗突然从舞台消失。消息遮得紧,连一些同行都弄不清,他是去外地演出,还是出了事。真正的导火索是一张一九四五年十月的旧照:南京“总统府”合影里,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站在前排,中间是穿蟒靠的宋宝罗——那夜堂会,他唱《二进宫》,唱毕被要求合影,第二天报纸登了满版。二十年后,这张照片成了“重要线索”,宋宝罗被扣了“在敌对阵营出风头”的帽子,隔离审查,文件一路送到林彪系统手中。
于是才有了一九七〇年西湖边的那句“人弄哪去了”。毛泽东拍了桌子,批示速查。事情很快回到常识:戏子无戏不唱,旧照不足为奇。宋宝罗被释放,却暂不准公开演出,只让他在省里整理剧本、教学生。等到林彪事件尘埃落定,文化风向渐稳,一九七八年,六十三岁的宋宝罗重披蟒甲,再度亮相钱塘。台下观众多是银发老兵,听到《空城计》“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有人悄悄红了眼眶。熟悉的唱腔回来了,可最爱听戏的那位老人已不在江南。
宋宝罗后来总结说,唱戏几十年,台下坐过军阀、坐过委员长,也坐过共和国的领袖,“我只管亮嗓子,谁爱听谁听”。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却把梨园行的无奈与坚守都说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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