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最早纸币为什么诞生在四川？

最早纸币为什么诞生在四川?

千年回望,当人们追溯世界纸币的缘起与发展,总会将目光定格在诞生于北宋蜀地的交子。兼具便携之利与革新之智的货币形态,为什么率先出现在四川而不是宋代的其他地域呢?那就需从交子的老家天府之国承载的物质与精神财富说起。地肥土沃,技术提升,要论交子诞生的根基,首推巴蜀之地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

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

——《宋史·地理志》

《宋史》中记载,四川气候温润、降水充沛,所以土地肥沃,具有农耕文明发展的先天条件。彼时的四川,不只是全国先进的农业生产地区,更有不少的农产品朝着商业化方向发展,茶叶、蚕桑、果木、中药材等经济作物,都是声名远播的蜀地特产。

宋·李公麟绘《蜀川胜概图》成都平原局部

四川广泛种植经济作物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宋朝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蜀人的精工巧思,又将这些原料淬炼成上等佳品,蜀锦、井盐、川酒、楮纸等带着烟火气的“蜀地严选”,早已顺着商路,成了流通天下的“硬通货”。

• 梓州是北宋时期川峡四路的丝织业中心。
• 夔州因井盐生产成为川东最富之地。
• 成都府路酿酒业最发达,约占川峡四路酒务总数的40%。

造纸和印刷术也是“更上一层楼”:

•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明确指出:“四川从唐代起就是造纸中心。”
• 苏轼在《东坡志林》云:“川纸(川麻纸)……此纸名冠天下”。
• 宋代时,蜀地成为全国三大印刷中心之一,而蜀地所产楮纸,更是当时用于印刷最好的原材料。
• 官方和民间的印刷业发展繁荣,印刷范围涉及经史子集,且皆用蜀纸,“蜀中经史子集,皆以此纸传印”。

街市开放,商贾云集

中国城市发展,经历了从封闭式坊市到开放式街市的演变过程。宋朝正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坊制度瓦解,商铺突破围墙限制沿街开设,形成延续至今的开放式商业格局。

宋代四川商业性农业和传统手工业的勃兴,让蜀地商品的种类与数量远超前朝,使民众可以选择各种类型和多种规模的商贸活动,由此形成各类交易市场。

宋·张择端绘《清明上河图》中酿酒和卖酒的“孙羊正店”

成都是当时的“西南大都会”,延续着唐代“扬一益二”的城市繁荣,号为“天下繁侈”。

宋代地方风俗志《岁华纪丽谱》记载:“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最盛之时,常有成千上万的官吏民众定期游乐聚会。成都城内原有的定期市场也因此得到发展完善,逐渐形成了按月令节气集中销售当地土特产品的“成都十二月市”。

北宋名臣赵抃在《成都古今集记》中对“十二月市”明确记载:

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这些定期的集会不仅丰富了成都本地人的生活,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商贾前来营生。

“成都十二月市”艺术创作(图源:成都十二月市博物馆)

航运流通,销路广阔

宋代四川的交通,以成都为中心呈放射状延伸,而内河航运,正是连接蜀地与外界的“大动脉”。

《新修江渎庙碑记》中曾描摹这般壮阔图景:

通西蜀之宝货,转南土之泉谷。建帆高挂,则动越万艘;连樯直进,则倏逾千里,为富国之资……

蜀地每年向汴京上贡的万匹蜀锦、千斤川茶,正是借由长江航运,穿三峡、过荆襄、抵中原;蜀商亦循着这条水道,冲破“瞿塘峡险、滟滪堆危”的天险,远赴长江中下游,甚至更遥远的地方。

长江航运(图源:四川观察)

《益州交子务记》曾载其行迹:

想其负贩之夫、射利之辈、妇清之丹、卓郑所冶、重锦橦布、异物崛诡,四溢外区,邛杖传节于大夏,蒟酱流味于番禺,捆载以往,垂橐而归……

虽然川峡地区航道险恶,但蜀商克服万难,将蜀地珍品远销番禺(今广东地区)、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部分地区),让“蜀货”的声名传遍四方。

人丁兴旺,市场活跃

物力再丰,若无“人”的参与,也难成气候。北宋蜀川的人口规模,为交子的诞生注入了“市场底气”。凭借前后蜀数十年的稳定发展,宋灭后蜀时又未逢大规模战乱,因此四川进入宋朝版图的初期,人口常居全国前列。据史料记载:

• 宋初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四川户数已逾一百二十万;虽其间偶有兵变民变,然平复迅速。
• 至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户数增至二百一十二万;
• 崇宁元年(1102年)更达二百二十四万,稳居全国第二。

人口稠密,恰是商业繁盛的信号:需求旺盛,交易频繁,市场空间广阔。学者考证,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前,四川地区的商税占全国总额的28.6%;即便“熙宁变法”后,仍占14.8%。这般高回报率的商业环境,亦吸引了天下客商,尤其是沿海地区来川经商的商人。

成都古代市集(图源:成都方志)

《成都文类》记载,宋徽宗时期,福建泉州商人苏氏 “往来成都,富巨万”,外地商人不仅为蜀地带来沿海香料、瓷器,更将蜀锦、川茶贩运至东南亚一带,织就跨地域贸易网。

信用为基,创新为径

如果说物质资源与人口红利是交子的“骨架”,那信用与创新便是交子的“灵魂”。

延续唐代“飞钱”这种远距离商业贸易的信用兑换凭证,宋代远距离大宗贸易中应用了钱引、茶引、盐引、矾引、香药引、犀象引、曲引、铁引、见钱交引等种类多样的信用票据。川峡四路商贸繁荣,信用票据使用繁多,这种“以信为凭”的交易形式,渐成四川商贸的常态,营造了“交子”诞生的社会信用氛围。

唐代飞钱(图源:钱币数字博物馆)

蜀人尤其聪慧,便在过往的信用票据的基础上,取蜀地优质楮纸,加盖商号印章,创造“交子”,可代铁钱流通,既解负重之苦,又保“交易之信”。这看似简单的革新,实则是蜀人在信用传统滋养下,于困境中迸发的“金融智慧”。

可以说,交子诞生于北宋早期的四川,绝非偶然。

从田畴间的五谷丰登,到作坊里的精工巧艺,再到市集上的万商云集,街巷里的人声鼎沸,共同浇灌了交子生长的沃土。这厚重的“家底子”,深植于蜀地的历史文脉,让交子跨越千年,成为世界金融史上的璀璨明珠。

参考文献:

1.林文勋《北宋四川商税问题考释》[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

2.武巍《唐宋时期川西交通线路演变研究》[D].西藏民族大学,2016。

3.《成都通史:卷四[五代(前后蜀)两宋时期]》[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

4.刘方健, 罗天云. 千年交子与中国货币金融[M].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24。

5.王申、王喆伟《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国贡献》[M]. 成都: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4。

来源:方志金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