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刘伯承去世后，邓小平写道，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1948年2月3日的嵩山脚下，寒风裹着砂石刮过阵地。刘伯承摘下羊皮帽，对邓小平压低声音：“天一亮就动手。”邓小平轻轻点头，“好，让敌人没机会喘气。”一句短短的对话，被不少参谋记录在日记里，他们说二人配合时像齿轮，卡得严丝合缝。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再到淮海平原，刘邓大军一路转战。刘伯承那只因早年负伤而只能勉强视物的右眼，常在夜里疼得直跳，可第二天依旧握着地图推演。邓小平年纪轻十来岁，却毫不客气地提醒：“该歇就歇，别逞强。”这样的插科打诨，让枯燥的行军略添几分人味。

战争结束后，1958年9月，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成为战略小组组长。这个岗位没有番号、没有经费，甚至没有一间独立办公室，但他照样把自家的小客厅塞满地图、沙盘和堆成山的参考资料。有人悄悄打趣：元帅给自己当“编外参谋”。刘伯承听见只笑，“国家需要的东西，怎么会是虚衔？”

1961年，他带着几名参谋考察东北边防。火车颠簸，降雪封路，他却一路查铁路走向、问兵员口粮。助手劝他休息，他摆摆手：“脑子不动，比身子累。”这一趟结束，他写出三十多万字报告，连输送木柴的胶合板厚度都标了数字。总后勤部批阅时直呼“够详细”。

1965年春节，几位老部下来家中拜年，客厅里只见两套打补丁的旧沙发。刘伯承戴着旧毛线帽，被战士搀扶出来，还能准确叫出每个人的名字。汪荣华见众人眼眶发红，开口宽慰：“斗大的字还能认，衣服颜色也分得清。”一句平常话，客厅里顿时松快了不少。

进入七十年代，伤残旧疾集中爆发。1972年，他把关于院校训练、海空防御、后勤保障的意见写成材料，交给军委。自知身体透支，他称这些文字是“最后一次上交的作业”。同年左眼彻底失明，只剩模糊光感。

1974年3月，心内科专家牟善初被紧急调到北京，组建刘伯承医疗保健组。医生守在病床旁连轴转，对老元帅的病历已能背诵如流，仍找不到恢复意识的突破口。有人翻遍国外文献，总算尝试出一套新方案，心率稳定了，可神经系统依旧时好时坏。

那年秋天，罗瑞卿和杨成武推门探视。看见曾在战场上呼啸冲锋的老战友此刻难以言语，两位将军忍不住掩面。医护人员见状，也跟着鼻头发酸——战争留给他们的不只是勋章，还有一身无法逆转的创伤。

病榻之上，刘伯承偶尔短暂清醒，总惦记边防和训练。有时护士正给他测血压，他突然抓住对方的袖子，断断续续地问：“青藏线修到哪一段了？”医护与家属只能反复劝他安心静养，然而越到晚年，他越难把心放下。

1986年10月7日17时40分，首都医院传出噩耗：刘伯承因长期病患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九十四岁。消息直送中南海，邓小平沉默许久，只吩咐一句：“追悼会务必庄重。”

10月16日，人民大会堂万众肃立。数千名军政人员胸佩白花，追忆这位自青年时代便冲杀在枪林弹雨里的老人。胡耀邦朗读致悼词，声音多次哽咽。邓小平站在灵柩前，笔迹刚劲的悼文放在胸前——“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与之共事多年，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短短两行，却像沉钟重锤，让许多本该挺直的肩膀瞬间塌下。

灵车缓缓驶离大会堂，警卫列队举礼，风吹动柏枝沙沙作响。人们心里都明白：一代“伤残军人”完结了他的传奇，但那些关于战场、关于建设、关于边防的思考，仍会通过一纸纸报告、一次次训令，继续影响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