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之辨：弱者自我保护的防御反应

贞观四年，四方夷狄部落的首领朝拜唐太宗，向唐太宗上“天可汗”的尊号。
“可汗”是夷狄首领的称号。
唐太宗笑着说，我已经是中原的皇帝了，难道还要做可汗，当夷狄的首领吗。
于是接受了“天可汗”的尊号，以后向北方、西方夷狄首领发布的诏书，都用“天可汗”的名号。

对于唐太宗接受“天可汗”尊号的做法，明代的张居正是不能接受的。

张居正在为万历皇帝讲授《资治通鉴》，讲到这段历史时，张居正评论说：“‘皇帝’的称号是最尊贵的，‘可汗’是夷狄首领的称号。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的尊号，是把‘皇帝’和‘可汗’等同了，这是鄙陋的做法。先王的做法是夷夏之辨：华夏在内，夷狄在外；夷狄不能侵扰华夏，华夏也不会被夷狄同化。唐太宗好大喜功，导致唐朝后世被夷狄侵害。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君主效仿。”

我们知道，人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凭空产生出来，而是要受到时代或环境的影响。
张居正“夷夏之辨”的思想也是如此。

那么，张居正的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显然是从他生活的明代这个时代和社会环境。

而明代的“夷夏之辨”，也就是尊华夏、贱夷狄的思想，又是从哪里来的、如何产生的呢？

实际上，我们审查明代的历史会发现，这种思想不是贯穿整个明代的，而是明朝中后期才出现。
它产生的基础是明代中后期，面临北方敌人侵扰，却军事力量衰弱，非但无力征讨，反倒被多次围困京师，财货、人民被残杀掳掠，在这种现实背景下，产生的对夷狄的仇恨。
我们可以通过明代皇帝对元朝的态度变化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即位诏书》中，朱元璋说“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

同时在《谕中原檄》中，虽然开篇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但接下来却又说，“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这都是承认元世祖是得到“天命”“天授”的皇帝。

而《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对大臣们说，“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又说“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

这说明朱元璋对于元朝始终是视为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正统王朝，元明更替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王朝更替。

更具体的表现是朱元璋将元世祖的牌位请入历代帝王庙进行祭祀。

洪武六年，朱元璋下令在明朝都城南京修建历代帝王庙，祭祀的帝王选择标准是“开创基业、有功德于民之主”，总共有16位，分别是三皇、五帝、三王、汉高祖、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

到了朱元璋的儿子朱棣时，对待元朝的态度也是没有变化的。

永乐四年，明朝给取代北元的鞑靼可汗的文书中说：“昔者天命宋主天下，历十余世，天厌其德，命元世祖皇帝代之，元数世之后，天又厌之，命我太祖皇帝君主天下。此皆天命，岂人力之所能也。”

而在明代洪武时期编写的《元史》中，开篇就是元太祖，将元朝的起源上溯到成吉思汗时期。

这些都证明了，明代初期的皇帝是将元朝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正统王朝来看待的，并没有强烈的“夷夏之辨”，不会因为对方是夷狄首领，就采取蔑视的态度。

但为什么张居正却持有强烈的“夷夏之辨”思想呢？

因为张居正为万历皇帝讲课的时代，已经距离明代开国过去了两百年的历史。
在这两百年中，明代早已经从开国初期军事力量强盛，多次出兵北击夷狄，经历了正统时“土木堡之变”的惨败；再到嘉靖时，京师数次被围困，城外百姓被烧死抢掠，却毫无办法，只能说出“他们抢够了就会离去”这种话，任由夷狄抢掠的惨痛。

到了嘉靖时期，元世祖的牌位，以及跟着从祀的元朝功臣的牌位，全都被从历代帝王庙里给撤出去了。
《万历野获编》说：“至世宗并元君臣俱去之，时恨虏寇入犯，用汉武帝诅匈奴故事也。”

所以，张居正对唐太宗接受“天可汗”尊号的做法强烈批评，坚持“夷夏之辨”的思想，就是到了明代中晚期后，失去了军事优势，在战争中非但无法击败北方的夷狄，反倒被对方多次击败，连自保能力都没有后整个社会流行的应激反应。

这种反应用大白话总结，就是赢得时候宽容，能够平等对待；输的时候歧视，用歧视来表达仇恨。

这是人之常情。
唐代也是一样的。

唐太宗接受“天可汗”尊号的前提，是唐军击败了突厥，擒获了颉利可汗。
太上皇李渊召集唐太宗、公卿贵臣、宗室诸王大摆宴席庆贺时说：“汉高祖一代雄主，还有被匈奴围困不能解围的耻辱，终其一生都没有能够报仇雪恨。我的儿子能够将突厥可汗擒获，这是汉高祖比不上的。”

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前，从白山黑水、茫茫草原，再到西域沙漠，都在唐朝武力的控制之下。
唐朝皇帝不仅仅是华夏的皇帝，也是夷狄的“天可汗”。
所以，是这种胜利者的优越感，使得唐太宗说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样“夷夏一体”的话。
唐代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和对外人的宽容、平等，也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
“夷夏一体”本就是王者应该有的。

但等到“安史之乱”爆发，中唐、晚唐的“藩镇割据”，唐代“夷夏一体”的心态就改变了。

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中分析说：“今所欲论者，即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出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面引起。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

这和明代从初期的对元世祖的祭祀，再到嘉靖时将元世祖牌位撤出历代帝王庙，演变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不是唐代的包容带来了唐代的强盛，而是唐代的强盛，使得唐代有“夷夏一体”的包容和自信。同时，不是明代的狭隘导致明代衰弱，而是明代的衰弱，使得明代有了“夷夏之辨”的应激，这是弱者面对危险时自我保护的反应。

了解思想是现实的反映，可以帮我们更好理解历史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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