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四年,四方夷狄部落的首领朝拜唐太宗,向唐太宗上“天可汗”的尊号。
“可汗”是夷狄首领的称号。
唐太宗笑着说,我已经是中原的皇帝了,难道还要做可汗,当夷狄的首领吗。
于是接受了“天可汗”的尊号,以后向北方、西方夷狄首领发布的诏书,都用“天可汗”的名号。
对于唐太宗接受“天可汗”尊号的做法,明代的张居正是不能接受的。
张居正在为万历皇帝讲授《资治通鉴》,讲到这段历史时,张居正评论说:“‘皇帝’的称号是最尊贵的,‘可汗’是夷狄首领的称号。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的尊号,是把‘皇帝’和‘可汗’等同了,这是鄙陋的做法。先王的做法是夷夏之辨:华夏在内,夷狄在外;夷狄不能侵扰华夏,华夏也不会被夷狄同化。唐太宗好大喜功,导致唐朝后世被夷狄侵害。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君主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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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人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凭空产生出来,而是要受到时代或环境的影响。
张居正“夷夏之辨”的思想也是如此。
那么,张居正的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显然是从他生活的明代这个时代和社会环境。
而明代的“夷夏之辨”,也就是尊华夏、贱夷狄的思想,又是从哪里来的、如何产生的呢?
实际上,我们审查明代的历史会发现,这种思想不是贯穿整个明代的,而是明朝中后期才出现。
它产生的基础是明代中后期,面临北方敌人侵扰,却军事力量衰弱,非但无力征讨,反倒被多次围困京师,财货、人民被残杀掳掠,在这种现实背景下,产生的对夷狄的仇恨。
我们可以通过明代皇帝对元朝的态度变化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即位诏书》中,朱元璋说“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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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谕中原檄》中,虽然开篇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但接下来却又说,“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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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承认元世祖是得到“天命”“天授”的皇帝。
而《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对大臣们说,“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又说“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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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朱元璋对于元朝始终是视为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正统王朝,元明更替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王朝更替。
更具体的表现是朱元璋将元世祖的牌位请入历代帝王庙进行祭祀。
洪武六年,朱元璋下令在明朝都城南京修建历代帝王庙,祭祀的帝王选择标准是“开创基业、有功德于民之主”,总共有16位,分别是三皇、五帝、三王、汉高祖、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
到了朱元璋的儿子朱棣时,对待元朝的态度也是没有变化的。
永乐四年,明朝给取代北元的鞑靼可汗的文书中说:“昔者天命宋主天下,历十余世,天厌其德,命元世祖皇帝代之,元数世之后,天又厌之,命我太祖皇帝君主天下。此皆天命,岂人力之所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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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明代洪武时期编写的《元史》中,开篇就是元太祖,将元朝的起源上溯到成吉思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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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证明了,明代初期的皇帝是将元朝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正统王朝来看待的,并没有强烈的“夷夏之辨”,不会因为对方是夷狄首领,就采取蔑视的态度。
但为什么张居正却持有强烈的“夷夏之辨”思想呢?
因为张居正为万历皇帝讲课的时代,已经距离明代开国过去了两百年的历史。
在这两百年中,明代早已经从开国初期军事力量强盛,多次出兵北击夷狄,经历了正统时“土木堡之变”的惨败;再到嘉靖时,京师数次被围困,城外百姓被烧死抢掠,却毫无办法,只能说出“他们抢够了就会离去”这种话,任由夷狄抢掠的惨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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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嘉靖时期,元世祖的牌位,以及跟着从祀的元朝功臣的牌位,全都被从历代帝王庙里给撤出去了。
《万历野获编》说:“至世宗并元君臣俱去之,时恨虏寇入犯,用汉武帝诅匈奴故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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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张居正对唐太宗接受“天可汗”尊号的做法强烈批评,坚持“夷夏之辨”的思想,就是到了明代中晚期后,失去了军事优势,在战争中非但无法击败北方的夷狄,反倒被对方多次击败,连自保能力都没有后整个社会流行的应激反应。
这种反应用大白话总结,就是赢得时候宽容,能够平等对待;输的时候歧视,用歧视来表达仇恨。
这是人之常情。
唐代也是一样的。
唐太宗接受“天可汗”尊号的前提,是唐军击败了突厥,擒获了颉利可汗。
太上皇李渊召集唐太宗、公卿贵臣、宗室诸王大摆宴席庆贺时说:“汉高祖一代雄主,还有被匈奴围困不能解围的耻辱,终其一生都没有能够报仇雪恨。我的儿子能够将突厥可汗擒获,这是汉高祖比不上的。”
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前,从白山黑水、茫茫草原,再到西域沙漠,都在唐朝武力的控制之下。
唐朝皇帝不仅仅是华夏的皇帝,也是夷狄的“天可汗”。
所以,是这种胜利者的优越感,使得唐太宗说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样“夷夏一体”的话。
唐代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和对外人的宽容、平等,也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
“夷夏一体”本就是王者应该有的。
但等到“安史之乱”爆发,中唐、晚唐的“藩镇割据”,唐代“夷夏一体”的心态就改变了。
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中分析说:“今所欲论者,即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出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面引起。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
这和明代从初期的对元世祖的祭祀,再到嘉靖时将元世祖牌位撤出历代帝王庙,演变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不是唐代的包容带来了唐代的强盛,而是唐代的强盛,使得唐代有“夷夏一体”的包容和自信。同时,不是明代的狭隘导致明代衰弱,而是明代的衰弱,使得明代有了“夷夏之辨”的应激,这是弱者面对危险时自我保护的反应。
了解思想是现实的反映,可以帮我们更好理解历史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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