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安徽小贩卖瓜子挣了100万，邓小平批示：放一放，看一看

1982年12月的芜湖，江风带着凉意。清晨六点，步行街上已排起队伍，前面摊位上三口大锅翻滚作响。议论声此起彼伏：“听说那位年老板去年赚了一百万！”对面一位工人低声回道：“真的假的？一个卖瓜子的？”

队伍尽头，个头不高、头发花白的年广久拎着铁勺，一边翻炒一边笑。人们只喊他“傻子”，却没人敢小看这位小贩。短短六年，他用瓜子敲开了亿万市场，更敲开了政策之门。

时间得往前拨回到1963年。当年23岁的年广久因在长江边兜售鲜鱼，被当作“投机倒把”判了半年。1965年秋天，他改卖板栗，又因“高价”被处理。两次拘押换来一句调侃：“这人轴得很。”可他并没服软。

1968年冬夜，他在巷口帮隔壁老陈点炉子。炉火噼啪，瓜子香味扑鼻。老陈咳嗽得厉害，年广久便接过铁锅，学着翻炒。老陈指着白布包说：“盐一两，花椒一点。”短短两晚，技巧入手。第三天，年广久挑了十斤瓜子出门，三块五毛进账，自此认准这门手艺。

统购统销年代，零售瓜子属于“打擦边球”。为躲检查，他用竹匾盖报纸，见生人就收声。顾客熟练得很，远远看见，快步掏钱、接包、别在腋下，仅两秒，一气呵成。地方戏班子称它“闪电交易”，这也让“傻子”名号很快传开。

1976年，一阵风过去，政策松动。年广久索性把摊子摆到大街，扎木牌写上四个黑字“傻子瓜子”，还跑到工商所给商标备案。没多少人相信这能过关，可一个多月过去没人来查，他心里有底了。

1981年春，他关门停产九十天，南下北上试吃各地瓜子。旅费全靠揣在衣兜的两千元现金。回到芜湖后，他在配料上动手：盐减半，花椒加倍，再添少量桂皮。火候等油声刚停立即出锅。味道一变，销量暴增。

进入1982年，摊位日销三四千斤，全年毛收入冲破百万元。那年全国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不足七百元，百万元像天文数字。有人算过账：一斤瓜子六毛，将近两百万袋进入百姓口袋。

赚钱引来关注。芜湖副市长到现场，拍拍他的肩膀：“老年，你就大胆干！”不料好景不长。1983年初，有人写信告他“雇工一百四十余人，是资本家复辟”，安徽省委派工作组调查。

报告送到北京。同年夏天，中央有关部门把材料呈给邓小平。邓小平看后写下六个字——“放一放，看一看”。语言简短，却等于给个体经济上了保险。一位知情者后来回忆，邓公在中顾委会议上又补一句：“让他经营怕什么？瓜子炒不垮社会主义。”

批示传回合肥，年广久的工厂灯火通明。为了摘掉“帽子”，他主动提出与两家国营粮油站合伙，对方出资三十万元，他以商标和技术入股。合同订明：利润先上缴十八万，剩余自留。模式新鲜，却没人反对。

不过，市场节奏和机关风格合不上拍。一批下放来的干部仍按公家作息，上班看报，年底要评劳模。年广久贴出罚款规矩：“上班看报一张罚一百。”有人心生怨气，1985年夏，检举信雪片般飞向省里。

纪委、检察院、法院轮番介入，一番拉锯，终以“流氓罪”判三年，缓刑三年。罪名听着别扭，却足够阻住扩张。年广久被限制出厂，他的两个儿子顶在前面，死守生产线。

“给邓爷爷写信吧！”有人提出主意。信件几经辗转送到北京。1992年春节前后，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点到“傻子瓜子”。南巡讲话公开后，检察机关撤诉，法院宣布无罪。那年四月，年广久走出看守所，门口站着市委书记，伸手笑说：“老年，继续把锅炒响。”

彼时他已年过半百，厂房却比过去更大。江南雨季，他常站在门口看货车装袋，低声嘀咕火候、盐度、进仓时间。有人问起以前的起落，他摆摆手：“先把活干好，其他都是过去的事。”

一百万的数字曾让无数人睁大眼睛。它证明，街头小贩也能用双手创造财富；它也提醒决策层，政策的松紧直接关系到普通人饭碗里的瓜子。许多年后，当地老人还记得，1982年的冬夜，整条街飘着焦香味，而“放一放，看一看”六个字，就悬在那香味上空，清晰、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