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枪声刚刚停歇,广州德国教会医院的产房却传来急促的脚步。难产整整三天的邓颖超在产床上几乎昏厥,医生被迫动用产钳,胎儿因颅骨受压当场夭折。屋外电报机叮当作响,报纸头条称“周恩来指挥起义初获成功”,而他并不知道妻子正与死神较量。
产后虚脱的邓颖超只想在病房静养几日,可“四一二”反革命风暴席卷而来,枪声在街口此起彼伏。王德馨医生冒险把她化妆成护士,乘德国领事馆的小艇悄悄离开珠江。连夜辗转香港再赴上海,几天颠簸后,周恩来才在私宅里见到形销骨立的妻子。军医检查结论冰冷:子宫受损严重,日后怀孕机会微乎其微。
而那已是第二次失子。再往前推十八个月,1925年秋天,东征军开赴汕头,周恩来一走就是数月。留在广州主持妇女工作的邓颖超忽觉晨昏呕吐,自行到诊所检查后得知已怀孕。年轻气盛的她把革命事务视为生命,认为此时生子会拖累整体工作,竟悄悄买下几副堕胎中药。一剂下肚,腹痛如刀绞,她在宿舍里咬牙硬撑,七天后才勉强起身。周恩来回到广州得知详情,第一次在妻子面前发脾气:“你把革命与生育对立,是形而上学!”句子掷地有声,却再也挽不回那个还未成形的小生命。
时光来到1949年10月,北平协和医院走廊里挂号的队伍不短,林巧稚翻到“李明”那张特等号诊卡,抬头却见一位着灰布列宁装、短发清爽的女同志。林巧稚随口提醒:“以后不用挂特等号,普通门诊也一样。” “好的好的。”对方微笑欠身。检查结果清晰:双侧输卵管黏连。林巧稚诚恳劝她尝试通水治疗,还说“概率虽小,但并非没有希望”。“李明”沉吟片刻婉拒。几天后,医生才得知她真实身份——邓颖超。林巧稚拍案自叹:倘若当时再多劝一句,也许结局不同。
周恩来与邓颖超住西花厅,身边工作人员都知两位首长格外疼孩子。周末常能见到秘书赵炜的一双儿女在客厅翻来滚去,周总理笑得像个慈祥长辈。一次闲谈中,邓颖超看着赵炜的儿女轻声说:“其实我本可以儿女双全。”语调平静,却透出难以言说的怅惘。赵炜忍不住追问细节,邓颖超才将那两次失子经过娓娓道来。
尽管如此,她始终强调自己从不后悔。海量的精力被投入妇女运动、儿童福利与外交工作;爱没有留给个人,却散向更辽阔的人群。1932年后,她在中央苏区兼任多项要职;抗战爆发后,又在南方局主持妇工,筹措救亡物资,组织慰劳演出;1945年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党内论资排辈,她从来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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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外界普遍认为邓颖超大概会出任部级要职。结果国务院名单公布,她并不在列。有人替她鸣不平,周恩来态度坚决:“我在总理岗位一天,她就不进政府,这对同事才公平。”工资评级、天安门观礼、国庆阅兵等场合,他多次替妻子“降格”。看似苛刻,实为避免权力夫妻档的尴尬。
邓颖超索性把全部精力投入全国妇联。新婚姻法、计划生育的最早倡议、对贫困母婴的专项资助,都与她密不可分。“只有民族解放,妇女才能真正解放”这句话被反复引用,成为一代女性的座右铭。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离世,哀声震天。守灵间隙,邓颖超拿出旧信件逐页翻阅,纸张已显泛黄。友人问她是否觉得人生多有遗憾,她淡淡回答:“我们把孩子给了天下,已经够了。”寥寥数字,重若千钧。
1977年至1983年,邓颖超以政协副主席、后为主席身份先后访问缅甸、日本、法国等十余国。她年逾古稀,仍能一口气完成多场演讲,与各国元首交谈思路清晰,外电评论称其“像周恩来一样善于化解尴尬的女政治家”。
1988年春,她主动请辞领导职务,只保留全国政协名誉主席,一有机会仍为妇幼医疗、计划免疫等项目写建议信。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讣告发布前夜,西花厅灯光格外柔和,书桌上那张未寄出的信封抬头写着:儿童福利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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