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海南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以制度型开放应对逆全球化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封关运作。封关首周，政策红利释放，经济活力迸发。

据海口海关统计，2025年12月18日至24日，海口海关共监管“一线”进口“零关税”享惠货物超4亿元；监管“二线”内销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超2000万元。在吸引企业方面，封关首周，海南新增外贸备案企业1972家，同比增长2.3倍。

封关运作不仅是一场牵动制度重构、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的系统性变革，更承载着探索最高水平开放形态，将制度型开放向纵深推进的使命。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制度型开放不再是传统的政策优惠、关税减免，而是聚焦于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国际化与法治化。制度型开放的核心，是形成一套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体系，吸引全球高端要素集聚。

迟福林同时指出，海南自贸港在对标CPTPP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方面的实践和经验，将为全国提供压力测试，为中国加入CPTPP等高水平协定积累经验，增强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以制度型开放应对“逆全球化”

《21世纪》：当前全球经贸格局面临深刻调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海南自贸港的全岛封关运作，对于中国彰显对外开放决心有何特殊意义？

迟福林：当前，全球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全球经贸格局面临重构。在此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是中国向世界宣示“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的关键举措。

这不仅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压力测试”，更是通过“境内关外”的制度设计，形成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的窗口，向世界传递中国主动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决心。海南封关运作，意味着中国正在以制度性、结构性开放，应对“逆全球化”挑战，为全球自由贸易注入新的动力。

《21世纪》：你曾提到，海南可以成为中国对东盟等区域实行“单边开放”的最前沿，这一构想将如何具体实践，以对冲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

迟福林：海南具有独特的地理与区位优势。海南可率先对东盟实行“单边开放”，即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准入、人员往来等方面，实施比中国内地更开放的政策。

例如货物贸易方面，对东盟农产品、原材料等实行更低的关税或零关税。服务贸易方面，在教育、医疗、旅游等领域对东盟企业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

在人员流动方面，对东盟商务、旅游、科研人员实行更便利的签证政策。规则对接方面，率先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与东盟推动标准互认、监管协同。

这种“单边开放”并非被动应对保护主义，而是主动塑造区域合作新格局，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增强区域经济韧性。

《21世纪》：你近期提出，海南自贸港的核心定位是“制度型开放高地”。在封关运作之年，如何理解“制度型开放”的具体内涵？

迟福林：制度型开放不再是传统的政策优惠、关税减免，而是聚焦于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国际化与法治化。在封关运作之年，海南需重点推进“五便利一流动”。

其中，贸易自由便利是以“零关税”为特征的自由贸易制度，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监管模式；投资自由便利是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在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进一步放宽准入；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是推动跨境投融资汇兑便利化，探索人民币国际化应用场景；人员进出自由便利是对外籍人才实行更加开放的签证和居留政策；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是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探索跨境数据流动的分类管理制度。

制度型开放的核心，是形成一套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体系，吸引全球高端要素集聚。

参与全球经贸规则重构

《21世纪》：海南自贸港在对标CPTPP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方面的经验，将如何助推中国参与全球经贸规则重构？

迟福林：CPTPP代表了新一代经贸规则的高标准，涵盖电子商务、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环境保护等议题。

海南可率先在多个方面进行试点：首先，在国企竞争中立上，在海南自贸港内推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其次，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司法与仲裁体系；再次，在环境保护与劳工标准上，探索绿色贸易、可持续发展规则；最后，在数字经济规则上，推动数据跨境流动、数字产品非歧视等制度创新。

海南的实践将为全国提供压力测试，为中国加入CPTPP等高水平协定积累经验，增强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21世纪》：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已赋予海南较大的法规制定权。要确保封关后各项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在法治体系建设方面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在“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监管框架下，海南亟需突破哪些核心制度壁垒？

迟福林：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赋予海南立法权，要确保封关后各项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有三点：

第一，配套法规体系建设，制定并完善贸易、投资、金融、税收、生态等领域的地方法规；第二，司法与仲裁国际化，设立国际商事法庭，引入国际仲裁机构，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第三，监管协同与风险防控，在“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框架下，建立海关、金融、数据等跨部门协同监管系统。

在“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监管框架下，核心制度壁垒包括：“二线管住”的效率与成本平衡，如何在不影响国内大循环的前提下，实现高效监管；金融开放与风险防控的矛盾，如何在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的同时防范系统性风险；人员进出自由与社会管理的协调，如何应对外籍人员增多带来的社会治理挑战。

封关带来发展新动能

《21世纪》：封关后，“零关税、低税率”等政策红利全面释放。海南独特的地理区位和生态资源最有可能在哪些领域转化为新的发展动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突破？

迟福林：“零关税、低税率”政策叠加海南的地理与生态优势，可在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产业形成突破。

具体来看，高端旅游与健康医疗，依托热带海岛资源，发展国际医疗旅游、康养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热带农业、海洋科技、新能源、碳交易等；数字经济，依托自贸港数据流动试点，发展跨境电竞、数字内容、智慧物流；航空航天与深海科技，利用文昌航天发射场和深海资源，打造特色产业集群；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可以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种业研发与贸易。

《21世纪》：海南一直承担着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角色。封关后，海南在吸引外资、跨境数据流动、金融开放等方面预计有哪些突破？

迟福林：封关后，预计海南将在以下几方面实现突破。在吸引外资方面，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在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在特定区域（如数据中心集聚区）试点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制度；在金融开放方面，探索本外币合一账户、跨境资产转让、数字货币应用等创新。

《21世纪》：海南与粤港澳大湾区应如何构建差异化协同机制，共同提升中国在亚太区域的资源配置能力？

迟福林：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应注重差异化定位。海南侧重制度型开放与区域合作，包括面向东盟、RCEP，聚焦贸易自由、投资便利。大湾区侧重科技创新与金融枢纽，依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深圳科创能力，推动产业链升级。

两地可通过“海南开放平台+大湾区产业优势”，共同构建中国在亚太区域的资源配置中心，形成“开放试验+产业支撑”的双轮驱动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