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6日清晨,冀鲁边旧县西南的小树林里,仍能闻到昨夜纸烛燃尽的灰味。悼词未散,枪栓声已脆,“不能就这么算了!”有人低声嘟囔,语气里全是憋闷的火气。前一晚,杨靖远的遗体刚被送回,他年仅三十六岁。
消息传来前,冀鲁边的局面看似风平浪静。八月中旬,萧华率东进挺进纵队渡漳河而东,接管乐陵、宁津一线的游击武装。三支队伍迅速合编为四、五、六支队,总兵力一万五千人,在日伪侧翼凿出一道三百里的走廊。对照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毛泽东电示“巩固滓南,发展鲁北”显得格外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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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固根据地靠的不只是枪杆子,还要过硬的统战手腕。九月下旬,萧华和杨靖远分别去见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递过钢笔,也递过香烟。桌子底下的脚并没闲着——谁都知道鹿钟麟、沈鸿烈已经凑到一起打算盘:南北夹攻,逼挺进纵队让路。
鹿钟麟手少,主意多,他盯上了盐山四区地主武装。孙仲文,这位靠高利贷起家的土财主,趁乱拉了千把号人,碉堡筑得赛碉山。十月初,杨靖远带一名马枪手独入大赵村,试图说动孙仲文“同仇敌忾”。对方满口答应,转身就接受了第五十三游击支队的黄蓝旗。
从那天起,津南公路被卡,往来交通一道道断。孙仲文不但抢粮,还扣了平津支队的运输马车。萧华多次用电台提醒各县区:再忍一步,留口气跟主敌拼。可是敌意像霜夜里的冰缝,一夜之间越裂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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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下旬,杨靖远写信请战,几行字掷地作金石:“妄图削弱抗日力量者,必予痛击。”萧华批复:“可行,但务慎重。”话虽稳,心中却打鼓。大赵村墙厚沟深,暗堡十七座,明坑十八处,一旦久攻不下,援兵随时可能从无棣、吴桥方向扑来。
12月14日凌晨两点,冀南支队两百余人潜至村北。带路的地痞转着灯笼故意兜圈,天色将白方抵近外壕。机枪猛喷,火舌照亮土墙。杨靖远跃起挥枪,被一颗冷子弹击中胸口。眨眼功夫,他被拖进寨门。孙仲文踱步出来,阴声阴气地说:“写封信吧,叫萧华交出三、五区。”杨靖远啐了他一脸血,“呸!”这是在场许多人听到的最后一个字。
傍晚,杨靖远被铡刀分段,头挂寨门示众。此事像一把尖刀捅破耐心的帷幕。翌日冀鲁边军政委员会追悼会,满场只有泪和火。萧华把毛笔狠狠摔在桌上:“周贯五,去把这股顽匪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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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八日拂晓,雪粒扑面,六支队第七团在周贯五、崔岳南、符竹庭三个方向合围大赵村。先炸暗堡,再点油草,封闭射口。三点整,号手把军号吹得破了音,冲锋队翻过壕沟,手榴弹连成一串。四点过一刻,寨内主碉堡被爆破,孙仲文已从密道逃遁,剩余七百余人缴械。战斗用时不过七十二分钟。
周贯五席地清点缴获:轻重机枪三十余挺,步枪四百支,骡马八十匹。更重要的是,盐山四区的障碍被彻底拔除,津南至庆云的交通线豁然开。鹿钟麟、沈鸿烈原设想的“冀鲁联防”像断线纸鸢一样飘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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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盐山四区成立抗日民主政府。1940年8月,特委将盐山城南、乐陵城北划出,新设“靖远县”,以杨靖远之名而名。六年后,县名虽复旧,但那面写着“靖远”二字的木牌一直挂在县府后墙。门房老人常对路过的小学童说:“瞧好了,这是个用血换来的名字。”
孙仲文究竟死在哪,史料有两说:一是投奔张国基,被自家人枪杀;一是逃亡途中被民兵埋伏射倒。对抗日战场来说,他不过是一抔尘土。相比之下,杨靖远那封只写了两个大字的请战书——“请剿”——一直留在冀鲁边纵队档案柜的顶层,墨迹已成茶色,却依旧刺眼。
冀鲁边的1940年春天来得很快,野艾蒿一茬茬冒出。路过旧县西南的行人会看到小树林里的新坟,坟前立着斜风雨的木牌,上面刻着一句话:敌可恨,志更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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