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丁盛到北京后，给聂帅写了封信请求：把我的关系转到广州吧

1990年初春，北京三月。晨雾未散，丁盛拖着并不灵活的左腿走出招待所，袖口里揣着一封写了又改的信，他知道今天得把信交给聂荣臻。信纸不厚，却压得他肩膀发沉。

他原想直接登门，却被工作人员婉言劝回——老帅身体不好，最好先写报告。丁盛点头应下，转身时轻轻嘟囔：“那就写。”一句随口的话，却决定了他此后数月的命运。

信里开头写得直白：自己七十六岁，心脏不好，南方湿润，广州又有熟悉的部队，恳请组织把人事关系转回去。末尾还特别备注一句，广州军区干休所房子拥挤也能住，“只求离战友近一点”。

写这封信前，他已在北京来回跑了三个多月。中央办公厅、总政老干局、解放军医院，处处留有他递材料的记录，却没有明确答复。北京天气转凉，旧年负伤的膝盖隐隐作痛，他开始怀念珠江边的暖湿空气。

想到广州，思绪忍不住飘回二十多年前。1968年，他接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时才五十五岁，正是精力最旺盛的阶段。那年珠三角局势复杂，他一面调兵安流，一面和地方干部商量复工复产，大半夜还在地图前圈圈点点，嗓子喊哑好几回。军区里流传一句玩笑：“丁老爷子睡不着，全军陪着加班。”

丁盛对广州的感情更早。1944年春，他从延安赴前线，随后一路南下，经冀热辽、东野，最终在广州登上胜利阅兵台。城市炮火初歇，街头仍弥漫焦煳味，他却在台上兀自笔挺。有人问他累不累，他回一句：“打了这么多年仗，这点太阳不算事。”

1984年，事情急转直下。因历史遗留问题，他被安排到南昌干休所，每月150元生活费，不得带子女。第一次见那栋老旧小楼，他脸上没表情，只淡淡说一句：“住吧。”可当夜翻身时牵动胸口旧伤，还是闷哼了一声。两个月后突发心脏病倒在医院门口，才让外界察觉这位昔日名将的处境。

南昌养病期间，他给组织连续打了三次电报；电报用词客气，却句句透着倔强——不是要待遇，而是求一个说法。组织派人来谈话，两位干部看过他的病历后，悄悄对护士说：“老人太硬气，得多留意。”

1987至1989年，丁盛先后辗转南京、深圳、柳州等地。每到一处，总有老部下来接。上车下车，老人总把手按在帽檐，像旧日检阅部队。有人递钱给他，他往往推回去：“账算得清，情算不清。”

89年冬天，他在深圳女儿家住了半个月。那次，他第一次说出转回广州的念头。原因很简单：南方气候合适，且“老部队还记得我”。子女本想反驳，又听见他猛地咳了两声，只能点头。

于是就有了1990年春的北上申诉。聂荣臻收到信后，非常重视，亲笔批了一张条子交秘书送去相关部门。秘书回头安慰丁盛：“报告收下了，老帅说一定想办法。”丁盛笑笑，只回一句：“谢谢，麻烦了。”那天夜里，他把随身小包枕在头下，竟难得睡了个整觉。

日子一天天过去，批件却没动静。秋意渐浓，他发现早晨出门时需加一件旧军大衣。去信房打听，对方小声告诉他，材料正在会签，耐心等等。丁盛没吭声，拐着弯出了门，脑中忽闪出一句话：等过冬就回南方。

朋友见他脸色不好，劝他去天津散散心。天津城里驻着不少老战友，听说他要来，纷纷打电话商量接待。原武汉军区政委萧思明把自家旧车借给他，钥匙递过去时笑道：“油箱满的，放心开。”丁盛抬手敬了个礼，半天说不出话。

天津之行半个月，他逛了金汤桥、民权门，都是当年战斗过的地方。站在桥头，他低头摸了摸栏杆：“那场仗打得狠，兄弟们没白流血。”同行的后辈听得发怔，不知该接什么。

回北京途中，气温骤降，他身上只一件薄呢大衣。列车停靠德州时，一位乘务员把自己的棉披肩披在他肩头。丁盛摸摸布料，抿嘴一笑，眼里却含了水汽。

终于在11月底，组织部门口头通知：同意他转回广州军区直属干休所，级别副师，待遇每月550元，春节前可办完手续。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刻意提高嗓门，怕老人听不清。丁盛握着话筒，沉默好久，只说一句：“知道了，谢谢。”放下话筒，他把那封写满批注的信折得整整齐齐，放进旧皮包底层。

1991年正月，他和夫人抵达广州。干休所新楼虽不豪华，却窗大光足。办完入住，他拍拍阳台栏杆，望着远处大学城的暮色，说了句：“这里挺好，暖和。”那天夜里，他让夫人去休息，自己坐在桌前，把那封写给聂帅的信翻出来，又小心叠好，移进抽屉深处。

此后几年，他偶尔外出，总提着旧竹篮买菜。街坊叫声“丁司令”，他总摆手：“都过去的事，喊老丁。”1999年仲秋，86岁的他因病离世，身旁那只抽屉仍整整齐齐躺着一封字迹遒劲的信，信封背面贴着那年春天的邮戳——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