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杨振宁回国，问邓稼先一个问题，周恩来知道后：可以告诉他

1957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的礼堂里，杨振宁同李政道一同捧起诺贝尔奖章时，他怎么也料不到，十四年后的夏天，自己会站在北京机场的候机楼里，试图向邓稼先探听一件极为敏感的事。两位昔日的联大同窗，一人已是国际声望极高的理论物理学家，一人则在戈壁大漠中隐姓埋名，用冷辐射和高温冲击与时间赛跑。命运把他们推向了截然不同的轨道，却始终拴在同一根安徽乡音的纽带上。

1942年昆明空气潮湿，青年学生背着书包躲警报。杨振宁与邓稼先常在西南联大操场上讨论薛定谔方程。杨振宁说过一句俏皮话：“等打完仗，我们一起在量子场论里翻筋斗。”邓稼先大笑，却把这句话默默记在心里。三年后，杨振宁公费赴芝加哥，他在甲板上挥手时，邓稼先站在码头，兜里揣着一封用英文写的推荐信——那是杨振宁替他争来的。情谊，自那一刻开始有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味道。

1950年，邓稼先拿到普渡大学博士学位，转身就买船票回国。同行的外国教授惊讶地问：“China？Really？”邓稼先回答：“Yes，my country needs me.”那年他二十六岁。回国后，他被分到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从计算弹道开始。两年后朝鲜战场炮声震耳，他在办公室把计算稿揉成一团：“要做就做最大的科学。”这句带着冲劲的话，为他日后进入九所奠定了基调。

时间来到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罗布泊上空亮起半边红日。震波穿过戈壁，监控室里有人喊破嗓子：“成功！”邓稼先没欢呼，只把手插进白大褂口袋，轻轻舒了口气。与此同时，远在普林斯顿的杨振宁刚更换美国护照，他在日记里写下一行字：Parity is broken， but friendship is not.字迹清晰，用的是钢笔蓝墨水。

1971年5月，中国乒乓球队在名古屋对美国运动员递出的徽章回应以友好握手，两国关系突然升温。外交部着手安排一批旅美学者探亲，杨振宁名字自然赫然在列。7月19日，他随第一批航班抵京。飞机下降时，他透过舷窗看见密集的灰瓦屋顶，心头一热却强压激动。抵京第二天，杨振宁首先去医院看父亲杨武之。病床旁老教授握着儿子手嘘声叮咛：“见到邓稼先，少问工作，他不方便说。”但杨振宁偏偏有个疑团压在心口——海外物理圈盛传，一名叫“寒春”的美国女科学家为中国原子弹提供了关键资料。谣言真假，他一直想有个准信。

7月22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杨振宁。杨振宁递上一张小纸条，上面写了几个人名，首位就是邓稼先。总理点头：“可以安排。”当天深夜，邓稼先从青海乘专机返京。翌日下午，老友重逢于邓府简陋的客厅。茶几上摆着花生米和北京酥糖，邓稼先只说一句：“干杯，不谈工作。”杨振宁会意，略带调侃：“那就谈谈‘京外’吧？”邓稼先笑而不答，气氛轻松却带着一丝无奈。

7月25日清晨，首都机场。杨振宁准备飞上海，舷梯旁，邓稼先来送行。围观者不多，风吹衣角猎猎作响。杨振宁终于压低嗓音问：“听说中国原子弹是一个叫寒春的美国人帮忙搞的，真的吗？”短短一句，把邓稼先问住了。他眉头紧锁，眼神复杂，沉默几秒后只挤出一句：“你先上飞机吧，改天给你答复。”这段对话不长，字数不过三十，却像高能粒子在心头撞击。

邓稼先回到单位立即呈报。文件很快送到中南海。周恩来翻阅后示意秘书：“告诉邓稼先，可以向杨先生说明真相——原子弹、氢弹全部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无一外国专家参与。”批示只一句，却掷地有声。邓稼先连夜写信，署名仅写“稼先”，落款附日期“1971.7.25”。信由专人当晚空运上海，次日午宴前递到杨振宁手里。拆信瞬间，他的手微微颤动。信纸不厚，却压得胸口沉甸甸。身旁陪宴的上海市领导注意到他神情异样，杨振宁说声“失陪”，转身进洗手间。十分钟后，他重新回座，眼眶明显泛红，却笑着举杯：“谢谢各位的盛情款待。”

关于寒春，其实另有章节。她本名Joan Hinton，1942年曾在洛斯阿拉莫斯为曼哈顿计划做过实验。1948年抵达华北根据地后，改名寒春，从此与核物理绝缘，专心奶牛养殖。她爬过牛棚屋顶修瓦，也曾骑自行车穿过延河畔，身上沾满青草味。科研档案里找不到她与两弹工程的任何交集，那则传闻纯属误会。

此后数年，杨振宁往返中美，参与创建清华高等研究中心，推荐青年才俊赴海外深造；邓稼先继续驻守试验基地，1980年代初又投身中子弹技术攻关。1986年，他病榻之上身体极度衰弱，却依旧关心装置设计进度。杨振宁两度进病房，只轻声问候：“稼先，要不要我给你带点美国最新期刊？”邓稼先摇头：“我只想早点看到下一次资料分析。”话音微弱，却依旧透着青年时代的倔强。

同窗之谊跨越半个世纪，始于昆明，盛于普林斯顿，终归于各自的科学信条。1971年那场机场问答，不过是冰山一角，透露出中国科研自力更生的底色，也映照了两位科学家截然不同却互相尊重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