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陈郁被调离中央任广东省委书记，周总理：他们点名要你去

1957年7月的一天傍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灯影摇曳。周恩来放下手中的文件，吩咐卫士去电煤炭工业部，让陈郁立即到西花厅小坐。那年，他五十六岁，正忙着为全国冬季能源调度做最后核对。电话那头，陈郁沉吟数秒，还是放下正在审阅的六份报表，匆匆赶来。

周恩来递上一杯早已放凉的茉莉花茶，开门见山：“广东省委反复来电，说‘没有陈郁，工作推不开’。”短短几句话，道尽中央与地方的权衡。陈郁沉默，他知道这并非一次普通的人事调动，而是家乡向中央发出的求援信号。“广东方面说，没有你不行。”周恩来加重语气。身为老朋友，也只能用这种直白方式提醒。

茶香散开，记忆被拉回二十年前。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南方局在重庆刚刚扎下根。陈郁受命主持地下情报站，与周恩来、董必武并肩出入各界，在最嘈杂的谈笑中掩护最锋利的消息。他那口浓重的粤语常被绵软的山城腔调包裹，却没人怀疑他的坚决。1939年，周恩来马失前蹄重伤赴苏治疗，正是在莫斯科，周、任二人联手撤销了对陈郁的错误处分。关乎政治生命的一纸电报，让陈郁从斯大林格勒车间重返延安。

1940年初春返抵延安，陈郁坐在中央党校窑洞里，黑板粉尘在煤油灯下飘浮。他把《资本论》读得打满批注，又在每晚点名时叮嘱同学们勿忘海员罢工的经验。那几年，他的名字一度和“左倾”“右倾”交替出现，却始终没有离开“工运专家”的标签。

新中国成立，工业底子薄得可怜。1949年末，燃料工业部挂牌，陈郁奉命担任部长，身量不高却能在乌鲁木齐冬日大风中站上井架。1950年9月，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签字仪式结束，他悄悄写下一行字：“三年，找到自给出路。”那张便笺被秘书夹进手册，十年后证实并未夸口。

国家机构调整，1955年石油、煤炭、电力三部分设。陈郁转战煤炭工业部，进京八年间，他常深夜召集工程师讨论井下透水事故，会议桌上总摆着一碗加雪菜的稀粥。有人揶揄他“部长还吃工人餐”，他摆摆手，说煤矿缺口大，先让伙房把肉省下来。

时间回到西花厅。广东彼时正承受港澳倒流商品的冲击，乡镇金融无序、交通滞后，陶铸一再请示中央支援。周恩来解释完地方困难，语速放慢：“中央讨论多次，还是觉得你最合适。”陈郁没接话。他懂得离开煤炭部意味着从全国能源后方走向一个南方开放门户，意味着把他多年积累的工业经验和调度方式搬去热带沿海。

夜色渐深，窗外槐花飘香。陈郁端起茶杯，轻声回应：“请转告同志们，我马上动身。”对话简短，却已决定一省的工业走向。翌日清晨，他回到部里，把最新矿井通风改造方案交给副部长，嘱咐两句便收拾行囊。机场候机楼里，老同事追上来递给他一卷图纸——那是华北选煤厂新流程改进图，他笑说留作长途航程的读物。

8月中旬，陈郁抵达广州白云机场。没有欢迎仪式，只有闷热的潮风。十多天后，他坐在省委会议室，掰开手指核算工业产值、粮食调拨、海关税收，操作同样熟练，却需讲粤语夹普通话才能让干部队伍迅速进入状态。陶铸拍着桌面说：“广东人认得这副口音，干起事来更有信心。”从那刻起，他把“中央部长”身份收进抽屉，重新戴上草根出身的工运帽子。

广东的底子远不如东北与华北。陂头、三水、英德的中小煤矿产量低下，钢铁厂依附进口焦炭。陈郁顶着烈日走遍采选一线，现场写下“先修运输，再谈扩能”。这句看似朴素的建议，为日后的广茂铁路、肇江铁路勾勒了雏形。1958年初，他协调中央批准新粤汉铁路复线，甚至抽调广州军区工兵团参与桥梁勘测。

高强度奔波也拖垮了他的身体。1965年冬，老伤复发，他在广州华侨医院做右臂骨膜刮治，麻醉醒来便询问湛江钢铁预可研进度。护士劝他休息，他摇头说：“今天不写批示，明天就要耽误工期。”病床上，他仍坚持批阅报表到深夜。

1974年3月21日，春寒料峭。省委小会议室灯光透亮，陈郁忽然胸闷，医务人员赶到已回天乏力。弥留之际，他握着秘书的手，声音暗哑：“要研究，石油问题……这是大事……”随后闭目。那一年，新疆原油当量突破两百万吨，广东沿海首座浅海钻井平台也在筹建。关于能源的牵挂，他带到了生命的终点。

陈郁留下的工作日记被装进牛皮纸箱，第一行字写于1931年莫斯科“列学院”宿舍，最后一行停在1974年医院病床。字迹由瘦削变得遒劲，又因病痛而颤抖，却始终没有间断。这些笔迹，与1939年救他于困境的那份电报、与1957年西花厅的那杯茉莉花茶，一同记录了一个革命者、管理者、广东儿子的全部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