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的一个清晨,北平城外的积雪尚未化尽,王府井西扬威胡同14号的院门却吱呀一声开了。六十三岁的载涛推车出门,本打算去菜市口换几斤煤球,不料刚走到胡同口,就被一名军车传令兵拦住。对方递过牛皮纸封,“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令”九个字端端正正,映入眼帘时,他的手明显抖了一下。
载涛是爱新觉罗家里少见的“异类”。早在1924年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他主动卖掉后海占地数亩的涛贝勒府,只带家眷挤进山老胡同小宅。外人不明白,堂堂皇叔为何甘心脱下锦衣,可他心里清楚:末代王朝已是昨日黄花,多一分排场,就多一分被裹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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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担任禁卫军统领,本可调兵入城,试图挽救大厦。不过朝局已烂透,再骁勇的骑兵也扶不起廖败旗。载涛索性请辞军机,潜心研究马政。他曾留学法国索米尔骑兵学校,回国后写过《改良军马刍议》,可惜朝野无人理会。那份手稿压在箱底,从青丝熬到华发。
抗战期间,日伪屡次招抚。王揖唐进门便拍着腰包:“北平市长的位置,等着您老人家坐车进衙门。”载涛淡淡一句:“我还是骑自行车痛快。”话落,直接把门关上。自此,王府井的邻居常见这位昔日贝勒蹬着破车,衣袖打着补丁,和小贩争三分钱一束的青菜,日子过得跟普通百姓别无二致。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周恩来筹备政协,征询李济深“满族代表人选”时,李氏脱口而出:“载涛合适,他懂军事,又知民族事务。”周总理顿首称是。第二届政协开幕那天,主席台下,人群熙攘。周恩来握着载涛的手,半开玩笑:“上一届把您忘了,怪我!”简短寒暄,让多年受冷落的老人心头一热。
会后,李济深随口一句“提个改良马种的议案吧”,犹如拨开迷雾。三夜灯火通明,一份万余字《拟请改良军马以利国防》送往中南海。毛泽东读罢,批注四字:“可行,速办。”并转朱德。两个月后,那份今天看来平常的委任状就抵达西扬威胡同。拿到文件,他失声喃喃:“知我者,毛主席。”
委任是顾问,却非闲差。抗美援朝刚一打响,中央下达向前线输送两万五千匹军马的命令。炮兵司令部新设马政局,人手捉襟见肘。载涛二话不说,先奔通辽,再赴科尔沁,顶风冒雪勘验草场,选种、配种、定饲料,一趟趟跑得鞋底磨平。有人劝他年纪大了别折腾,他拍拍胸口:“七十岁不算老,马背上我还有准头!”
内蒙古军马场首批五千匹高原蒙古马装车时,他坚持每车必检。半夜零下二十度,老头钻进车厢,抚摸马颈,察看口齿,俨然当年禁卫军统带选骏马的派头。司务长实在心疼,“您歇会儿吧”,他笑道:“马是给前线战士准备的,出一点岔子都不成。”朴素一句,却让在场士兵眼眶发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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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务之外,毛泽东偶有问候。1952年夏天,北平暴雨,西扬威胡同老屋漏成水帘洞。载涛在政协开会,一通电话急匆匆拨到会场:“屋顶塌了!”他苦笑回应,“天不帮忙,我也没法修。”吏员们记录后,事情竟传进了中南海。几日后,毛主席抽出2000元稿费,托组织送去。老屋翻修完,他拿着账本,郑重写信致谢。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经普选,67岁的他成为人大代表。大会间隙,毛泽东特地从主席台下来握手,连同周总理一起关切询问身体状况。现场摄影师“咔嚓”一声,镜头定格:昔日清皇室贵胄与新中国领袖相对而笑,时代戏剧性在一帧黑白照片里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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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涛性情恬淡,却有几分孩子气。他常对后辈说:“若不是毛主席,我恐怕要靠卖破烂过完余生。”60年代,政协安排体检,他量血压时自嘲:“骑马多年,心脏结实得很。”医生笑着回应:“顾问先生,还是少抽两口烟吧。”短短一句俏皮话,透露出他对新身份的自在。
1970年5月,83岁的载涛因病辞世。按照生前嘱托,家中不设祭幛,不用满清旧礼。骨灰盒静静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个清朝皇叔,就此与共和国先驱为邻。他的墓碑简单,没有王府轶事,没有皇族称谓,只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载涛。”
回顾他的一生:1890年代的禁卫营号角,1920年代的地摊叫卖,1950年代的关东草原,历史几经折转,把一名末代王朝将领,推到人民军队的行列。世事无常,却也公平,懂得坚守的人终会等来知己。载涛手中那份委任状,如今泛黄,却依旧能让后人读出两个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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