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的第三年,我突然接到医院的电话。
“女士,您的丈夫突发脑淤血,需要您马上来医院签字。”
我听着电话里的声音,不紧不慢的打开一瓶红酒,
“姑娘,你打错了吧,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结过婚,哪来的什么丈夫。”
很快,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颤抖又苍老的声音。
“婉茵,你还是,那么恨我吗?”
不恨了,早就不恨了。
要不是他,我还不知道,人这辈子能活的这么精彩。
我和罗修明结婚四十周年那天,街道新来的领导敲开了我家房门。
他说社区现在有针对老年人的相亲活动,要给我介绍对象。
我看着眼前年纪不大的小伙子,笑着拿出泛黄的结婚证。
“同志,我早就结婚了,都四十年了。”
“一定是我跟老伴没换新的结婚证,这才让你们搞错了。”
可小伙子接过结婚证,手指在手机上按了几下。
“阿姨,没搞错,您这张结婚证是假的,婚姻状态显示的也是未婚。”
“倒是证件上的罗修明先生是已婚,他配偶一栏登记的名字是……”
“齐玉芬,您认识吗?”
我脑子“轰”的一声,身子也差点没站稳。
齐玉芬,罗修明已故战友的遗孀。
也是这四十年里,我掏心掏肺的好姐妹。
01
街道的领导走了很久,我坐在椅子上都没缓过神。
结婚四十年,我和罗修明没拌过一次嘴,红过一次脸。
认识我俩的人没一个不觉得我俩是模范夫妻,不羡慕我俩。
可现在我握着手里这张薄薄的结婚证,不明白我和罗修明的婚姻,怎么就成假的了呢?
我拿出手机想给罗修明打电话,他却率先打了过来。
“婉茵啊,今天队里有事儿,我晚点回家陪你吃饭。”
“老罗,快点儿过来,菜要糊了……”
电话那边同时传来一男一女的声音。
我六十五岁了,为家里操劳了四十年。
血压高、老花眼,哪哪儿都是毛病,却唯独耳朵好使。
所以我一下子就听出来那边的女人,是齐玉芬。
他说齐玉芬的丈夫在战场上为救他牺牲,他理应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
我不仅没有反对,还经常邀请齐玉芬来家里吃饭,帮她介绍服装厂的工作。
我自认为做尽了妻子的义务,生活中事事以罗修明为先,也处处理解他。
却不想到头来,成了闯入他和齐玉芬生活的第三者。
电话匆匆被挂断,黑色的手机屏映着我迷茫的脸。
直到天色渐黑,我也没等来罗修明的解释。
反倒是之前为了抢菜进的齐玉芬的小区群有了新消息。
我带上老花镜,视频里是罗修明的背影,以及齐玉芬未露面、却喋喋不休的唠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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