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40年，麋鹿不再“迷路”

　　新华社北京12月31日电 12月31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回家40年，麋鹿不再“迷路”》的报道。

　　“呦呦——呦呦——呦呦——”伴随一阵清脆的叫声，一只麋鹿昂首而出，角尖挑着的晨露，在晨光下闪闪发亮。紧随其后，一群麋鹿从林间缓步走出，继而奔腾如潮。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作为我国特有物种，麋鹿经历了曲折而传奇的兴衰演化历程。100多年前，它们近乎灭绝，幸在欧洲一个庄园得以延续，直到1985年才回归故土。40年来，在一系列保护措施下，麋鹿已在神州大地上繁衍出种群过百、数量过万的庞大家族。

“接麋鹿回家”：国人夙愿

　　麋鹿，这一古老而神秘的珍稀物种，曾广泛分布在我国长江、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因其角似鹿而非鹿、脸似马而非马、蹄似牛而非牛、尾似驴而非驴，也被称为“四不像”。考古发现，自殷商甲骨文起，就有了“麋”字，《孟子》《礼记》《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记载。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麋鹿被视为神奇之物、吉祥之兽，是神话故事中姜子牙的坐骑，也是早期先民崇拜的图腾和仪式中的重要祭品。

　　后因气候变化、人为捕杀等种种原因，麋鹿种群数量不断减少。1900年前后，仅剩的200多只麋鹿被圈养在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内。

　　1865年，法国传教士阿芒·戴维在北京发现麋鹿，将拿到的标本寄回巴黎自然博物馆鉴定，确定这不仅是一个新的物种，而且是一个单独的属。麋鹿从此载入世界动物学史册，并定名为“戴维鹿”，以纪念其“发现者”戴维。

　　“戴维鹿”这一名字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知晓。英、法、德、比等国的驻清公使及教会人士纷纷通过明索暗购等手段，从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掠走几十头麋鹿，饲养在欧洲各国的动物园。

　　至清朝末期，永定河的洪水和八国联军的侵略，令麋鹿在中国本土绝迹。

　　这期间，位于地球另一端的英国，爱好动物的贝福特公爵先后从各国收集了18只麋鹿，饲养于乌邦寺庄园内，使得这一物种得以保存延续。

　　“接麋鹿回家”始终是萦绕在中国人心头的夙愿。

40年前，“四不像”重归故乡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综合国力不断跃上新台阶，国际地位不断提升，1985年，中英两国启动麋鹿重引进项目，22只麋鹿结束了约一个世纪的海外漂泊生涯，回到它们祖辈曾生活的地方——北京南海子麋鹿苑。

　　根据中英双方签订的麋鹿重引进协议，麋鹿保护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英国重引回麋鹿，在北京皇家猎苑旧址南海子建立麋鹿苑，恢复园林种群；第二阶段在原生地选择适合的栖息地建立自然保护区，让麋鹿重回大自然，形成自然种群。

　　地处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就是麋鹿的重要原生地之一。长江在宜昌冲出三峡后，进入荆江段，蜿蜒东流，形成“九曲回肠”的壮丽景观。历经数次改道留下的长江故道，沼泽湿地成片，生态系统独特，动植物资源丰富，是麋鹿最早的栖息地之一。

　　《墨子·公输》记载，春秋时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2000多年后，考古人员从一些楚墓葬中发现了消失的“麋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78年发掘的荆州天星观1号楚墓的“镇墓兽”。这些头顶麋鹿角的“镇墓兽”，证实了长江中游的云梦泽，自古就是麋鹿繁盛之乡。

　　1989年，中外专家经过现场考察论证认为，石首天鹅洲大面积的天然芦苇沼泽地，可以为麋鹿提供足够的食物、水和隐蔽环境，是麋鹿回归大自然、建立自然保护区的理想之地。

　　1991年11月，湖北省政府批准，在石首市长江天鹅洲故道湿地设立“石首天鹅洲湿地麋鹿自然保护区”。1998年8月，保护区被确定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曾亲历保护区设立的生态环境部珠江流域南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原局长袁道凌回忆，为让麋鹿在原生地重回大自然、形成自然种群，1993年至1994年，石首麋鹿保护区分两批从北京南海子引进64只麋鹿。此前的1986年，英国伦敦动物学会提供的39只麋鹿运抵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祖先栖息过的沿海滩涂放养。

　　历经辗转，生于斯长于斯的麋鹿重新回到故土，并繁衍壮大。

国家兴、麋鹿盛

　　回到故乡的麋鹿，还叫英文名字吗？这曾是不少麋鹿保护工作者的困扰。

　　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工程师沙平记得，曾有中国研究人员在论文中采用“Milu”投给国外期刊，对方编辑却在审稿时提出“看不懂Milu意思”。每每这时，中国学者都要反复解释说明。

　　可喜的是，随着麋鹿的重引保护成效日益显著，国际社会对麋鹿也有新的认识。沙平说，如今，联合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国际组织和国外媒体频繁使用“Milu”。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的《物种引进指南》指出，麋鹿是全世界138个物种重引进项目中，最成功的15个之一。

　　2025年10月举行的麋鹿与生态保护国际研讨会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拉赞·穆巴拉克致辞表示，麋鹿重引进项目已成为全球最成功的物种重引进范例，被誉为“野生动物重引进的中国范式”；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阿斯特丽德·肖梅克致辞认为麋鹿回归是国际合作与科学保护的典范。

　　“这些不仅是国际社会对我国麋鹿保护工作的肯定，更是对‘Milu’这一中国传统称呼的认可。”麋鹿国家保护研究中心主任白加德说，国际社会接纳的不仅是一个名称，更是对中国保护成效和中国文化的尊重。麋鹿的回家之路，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这些智慧和力量，源自于40年来，无数人的不懈努力和默默奉献。

　　在石首，当地3000多名村民先后腾退2.3万亩土地，只为构建“人退鹿进”的生态缓冲区。

　　麋鹿安顿下来了，但随后的考验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1998年，一场罕见的大洪水席卷长江流域，保护区成为洪水中的孤岛。袁道凌回忆，工作人员坐着冲锋舟，划着小船到处找麋鹿，分批把它们引至安全的地方。驻守在房顶的工作人员坚守了几十天，乘船给麋鹿送食物，检查身体。

　　这过程中，险象环生，船只随时有翻船危险，房子也有可能被冲走，危急关头，8名工作人员立下“堤在人在，人在鹿在”的生死状。

　　洪水过后，部分麋鹿跑至附近杨波坦、三合垸一带，还有麋鹿横渡长江，抵达湖南东洞庭湖区域，安家落户。这次洪水意外带来麋鹿的自然扩散，“一场洪水冲出三个自然保护区”。

　　类似的考验后来时常上演。2008年和2022年，大雪冰冻天气，工作人员冒雪采购饲料，35天肩挑背扛确保麋鹿存活；面对2011年的大旱等旱情，人工割草、运水保供，让麋鹿度过危机……他们的辛劳，为麋鹿种群筑牢安全屏障。

　　工作人员的“爱鹿之情”也影响了附近村民。村民不再因麋鹿啃食庄稼而有怨言，逐渐以“麋鹿家园”而自豪，成为守护者和宣传者；麋鹿也走进中小学课堂，成为学生研学教育的“嘉宾”。

　　随着生态保护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建立了长江麋鹿馆，传播麋鹿科学知识，传承麋鹿历史文化，展示麋鹿保护成果，增强公众生态意识。

　　麋鹿在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活动（2023年8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 摄

　　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湖北、江苏、湖南等设有麋鹿保护区的地方也不断推进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多样性和持续性，麋鹿保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以前记录靠纸笔，巡护靠走，一个月用掉一本笔记本。”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程师杨涛回忆，骑着摩托车走在田埂上，追着麋鹿巡护，摔跤跌倒是家常便饭。如今，传感器、摄像头、光纤网络遍布1567公顷的保护区，实时捕捉鹿群动态，监测土壤、空气与水文变化。

　　除此之外，该保护区还广泛应用无接触式健康监测、远程追踪等智能技术，对麋鹿进行全过程生理评估与行为监测，实现麋鹿种群与栖息地环境的长期协调发展。

　　白加德说，我国还将完善麋鹿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建立全国麋鹿基因库，保存优良遗传资源。开发麋鹿健康监测预警平台，建立疫病快速响应机制。推动保护区间技术共享和信息互通，建立统一的种群管理数据库。

　　“中国的麋鹿保护，体现了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理念升华。”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孙永平认为，“麋鹿的命运，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生态保护的崛起同步，证明文明的繁荣，必须建立在生态环境的健康之上。”

　　“今年增加了595只，这一数字也达到了历史最高峰。”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党支部书记杨国祥兴奋地告诉记者，石首保护区及其繁衍出去的三个区域，麋鹿总数达到了4500多只。麋鹿回归长江中游流域以来，32年增加了70倍；而在全国，种群已超过1.5万只，分布在90多个栖息地。

　　从灭绝边缘到回归重生，麋鹿的命运，如同一面镜子。白加德说，这一沧桑历史印证了它的荣辱兴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令人不禁感叹“国家兴、麋鹿盛”。

　　如今，在南海子的晨曦中，在天鹅洲的湿地上，在大丰的滩涂里，在东洞庭湖的沼泽处，它们自由地奔跑、快乐地嬉戏、悠闲地觅食，与万物同栖，与人类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