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甘肃洪德河连湾之处。风掠过黄土坡上的枯草,发出沙沙的声响。周恩来握住贺龙的手,看到这位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棉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但是其虎口却和十年前南昌起义时一样宽厚且有力。存在一场看似平常的欢迎仪式,实际上隐藏着中央急需解决的问题: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指挥权应当如何进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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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师之前的红军,如同三条分别在不同河道中流淌着的溪流。红一方面军携带着陕甘宁根据地所留下的印记,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西辗转行进了极为漫长的路程,红四方面军刚刚从张国焘所导致的分裂阴影当中走了出来。朱德在之后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一方面军是火种,二方面军是柴刀,四方面军是铁砧。现在需要把这三者锻造成一把锋利的器具。而锻造的第一步,便是确定由谁来握住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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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央倾向彭德怀并非是偶然发生的情况。在山城堡战役之前,彭老总能够让红一军团在胡宗南的炮火之下坚持七天七夜,这样的硬仗风格恰好符合当时打破南敌的急切需求。但是存在一个难题,贺龙的资历非常深厚。在1927年南昌起义的时候他是总指挥,是由周恩来亲自任命的,而当时彭德怀仅仅是一个团长,徐向前甚至连起义都没有赶上。更不用说贺龙带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时候,在乌蒙山牵着国民党军兜圈子,连龙云都骂他比泥鳅还要滑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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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与贺龙相见的时候,首先聊了一些过去的事情。他提及记得在南昌起义前一天晚上,贺龙将自己心爱的青花瓷笔洗赠送给了宏道中学校长,并且还表明要跟随共产党。这番话看似是在怀旧,实际上是在为后续做铺垫,想看看当年能够舍弃国民党的高官厚禄的贺龙,如今会不会舍弃方面军的指挥权?贺龙听完后哈哈大笑着,指着身边正在啃土豆的小战士说道:我现在连茶缸都换成粗陶的了,还去想什么瓷碗!贺龙如此贴近生活的回应,使得周恩来顺势就谈到了关键的话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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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到统一指挥的时候,贺龙回答得比预想还要痛快:三大主力会师之后,应该由彭德怀来进行指挥!之后有人对这番话进行分析,认为其中包含着三重智慧。第一重智慧是运用当归这个中药的名称,暗示指挥权的归属本就应当顺其自然。第二重智慧是明确支持代表中央决定的红一方面军的彭德怀,从而断绝了张国焘势力的相关念头。最为关键的是第三重智慧,他主动表示红二方面军会保证服从调动,直接将可能存在的山头火苗给扑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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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再来说说贺龙的洒脱是有缘由的。在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于甘孜会师的时候,他就主动把电台让给朱德。在过草地的时候红六军团断了粮食,他下令把自己的坐骑宰杀来分肉汤。但这次让权是不一样的,和整个战略层面的指挥体系是有关系的。周恩来回去进行汇报的时候,毛泽东特意问贺龙说这话时的表情。听说他是叼着烟斗笑着说的,然后就做出决定:明天发布彭德怀前敌总指挥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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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默契的背后还存在着不为人知的细节。在会师前的三个月,贺龙在成徽两康战役当中缴获了王均部的密电本,他原封不动地将其交给中央军委,并且还把解码员也送了过去。与此同时张国焘掌控着四方面军的通讯密码,直到西渡黄河之前才勉强交出了一半。通过这样的对比,难怪周恩来后来总结说:贺胡子不是在让出权力,而是在让出自己的真心。
后续的发展更加耐人寻味。在山城堡战役的时候,彭德怀安排红二方面军去进行侧翼佯攻。贺龙在夜晚带着部队趟过结冰的葫芦河,脚上冻疮溃脓都没有说什么。在战后清点俘虏的时候,红二方面军主动把缴获的棉衣先补给红四方面军的兄弟,这样的细节比任何表态都更具有说服力。
那回过头来看看1936年12月7日的新中央军委名单,贺龙排在主席团的第七位,在彭德怀之后。而这样的排序却成就了一段佳话:也就是他听从彭德怀的指挥,使得三大主力真正拧成一股绳。如同后来抗战时120师战士所说的那样:贺老总让出的是指挥权,换来的是全军的团结。
或许可以如此总结: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选择,不一定依靠那种激昂的宣言,而是在于一句恰当的“当归”。当贺龙的烟斗灰落在洪德县的黄土之上时,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齿轮,就这样严丝合缝地契合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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