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陈云同志指示公安部：把潘汉年的卷宗送来，此案要重新调查

1978年深秋的一个夜里，京西稻香湖畔的风已有些刺骨。陪同陈云散步的工作人员听到老人低声自语：“潘汉年究竟犯了什么天大错误？”一句话，很快被秋风吹散，但也埋下了重新审视潘案的伏笔。两年后，确切地说是1980年12月23日上午八点，陈云让秘书接通公安部电话，要求立刻调来全部卷宗。下午三点，厚厚一摞档案送到住所，封皮上的“特急”格外醒目。

陈云并未急于翻阅，而是先找到廖承志、夏衍等与潘汉年熟识的同志，要求他们回忆细节，写成书面材料。廖承志当场答复：“潘汉年这个人，毛病有，但绝非反党。”短短一句评价，为后续调查指明方向。与此同时，中纪委也启动全面核查，李克农1955年的那份长篇报告重新被摆上桌面。报告中提到的情报贡献，正是潘汉年在秘密战线二十余年鲜为人知的“地下简历”。

卷宗的第一页，把时间拉回1943年2月。那天，华中局情报部长潘汉年被李士群和胡均鹤挟持至南京汪伪公馆。车里空气凝滞，胡均鹤斜眼一句：“去见汪先生，对你没坏处。”潘汉年沉默，心里却盘算怎样化险为夷。面见汪精卫时，他明确拒绝所谓“联合政府”的诱降，同时暗示若汪日后脱离日方，新四军可酌情接应。看似平淡的几句交锋，却成为十二年后祸起萧墙的导火索。

1955年春，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高饶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醒干部，如有历史疑问需主动说清。潘汉年想起那场被迫会谈，心头不安。当晚，他前往陈毅住处，陈毅听完经历后只说一句：“写下来，我去交中央。”不曾想，这份自白触怒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潘汉年旋即被隔离审查。

为何十二年缄口不言？答案隐藏在1942年的“黄花塘事件”。那年3月，刘少奇离开华中局后，饶漱石与陈毅的矛盾公开化。10月，饶漱石致电中央，对陈毅多番指责；陈毅则自我批评并表示“三人思想已打通”。夹在二人之间的潘汉年，担心任何风吹草动被人为放大，于是选择沉默。特情工作本就“说不得”，迟疑几天尚可解释，拖到战争胜负已定，再提便只剩被动。

命运的另一重打击来自外部舆论。1943年春，蒋介石情报系统已捕捉到潘汉年与汪精卫接触的消息，舆论攻势瞬间铺天盖地，新四军声誉受损。潘汉年逃到延安后，毛泽东当面询问此事，他予以否认，毛泽东便代为辟谣。也正因如此，1955年的“翻供”触碰最高领袖的信任底线，严厉批示随即落笔。

时间来到1977年4月，71岁的潘汉年在病榻上辞世。关于潘案的议论再次浮出水面。廖承志、胡立教等人向陈云反映：“冤情尚未澄清。”多年共事的信任让陈云决心重启调查。1980年底，审阅档案、走访当事人、对照历史电报，中纪委用了一年零五个月，得出的结论是：1955年的定性不能成立。

1982年8月23日，中纪委文件正式下发，潘汉年获得平反。文件中引用了李克农1955年5月29日报告的关键段落：其一，1941年6月13日就苏德战争形势所发密电为中央提前研判提供依据；其二，对太平洋战争走向的分析被周恩来多次在延安整风会上引用；其三，潘汉年长期掌握核心情报，无一次泄密。事实链条环环相扣，驳斥了当年“暗通汪伪”的定性。

沿着卷宗继续向前，潘汉年的足迹遍布上海、香港、延安、莫斯科。1935年，他受中央委派赴苏联，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络；1936年回国后，频繁往返南京与陕北，为西安事变善后提供斡旋；抗战时期，坐镇上海租界，建立“珍珠电台”，源源不断向大后方输送情报；解放战争中，以香港为跳板，搭建海外联络网，为政协筹备收集境外舆情。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任常务副市长，协助陈毅整顿金融秩序，仅用三个月稳定银元兑法币的狂跌势头。

再翻到卷宗最后一页，是1967年冬天的审查笔录。那时的潘汉年依旧强调：“当年在南京，我确实不可能拒绝那辆车，但绝未做任何投降行为。”这句陈词在十五年后被历史证明无伪。不得不说，特情工作成败往往系于毫厘，时局逆转却动辄沉冤十载。

陈云批阅完所有材料，停顿片刻，提笔写下：“功过是非，宜实事求是。”八个字，成为中纪委为潘汉年改正结论的核心依据，也为这起跨越四十年的重大历史悬案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