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主席指示林伯渠回湖南，林老请乡亲吃饭，说：不要装饱

1955年3月初，北京依旧乍暖还寒。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结束当天的文件传阅，刚把钢笔放下，门口传来轻轻一声“林老，主席请您过去”。十几分钟后，毛主席亲切地对这位老朋友说：“伯渠同志，该回家看看了，也带句话给乡亲们，看看统购统销之后日子过得怎样。”一句话，既是关怀，也是调研任务。

林伯渠已年近七旬，自1921年在上海望志路入党起，四十载风霜几乎没有离开过战场和机关。离开故土临澧县的那年，他还是个眉眼凌厉的青年，如今鬓霜爬满了耳际。有意思的是，临行前他特意把抽屉里积攒多年的介绍信和证明一封不带，只揣了本《政府工作手册》，说：“碰到谁问起，就让事实回答。”

汽车从长沙一路北上，越过山坳时，大片麦苗泛着青中带黄的光。同行的省委书记周小舟见林伯渠目不转睛，随口打趣：“林老，麦子长势不错吧？”林伯渠却摇头：“色泽不够，收得早了。”司机把车停在田埂旁，林伯渠下车攥一穗麦粒放进嘴里，咬得“咯吱”作响。他对身边的老农低声问：“这是合作社的田？”对方挠头，小声回答：“割点先喂娃，没办法呀。”简短几句，情况已了然于心。

傍晚汽车抵县城，县委招待所灯光昏黄。林伯渠没有急着休息，交代后勤同志：“明早八点，把周边四五个乡的支书、老兵和识字社员都喊来，咱们拉拉呱。”第二天的座谈，不似会议，更像冬夜围火。糖果与花生摆在桌角，乡亲们一边掰花生，一边叙旧。谈到分田地、修水渠，人人眉飞色舞；说到今年口粮，笑容渐渐收住。老红军刘汉清嗓子粗，放下茶碗开口：“林老，去年统购指标压得紧，多数人家青黄不接。”一石激起涟漪，支书陈受春连声附和：“麦子是割早了，不割娃娃闹肚子。”

林伯渠没有皱眉，慢慢合上笔记本：“中央初衷是保障城市，也要保住农民的锅底，这里出现偏差要赶紧改。”他答得平静，却记下了亩产、收购量、口粮等一连串数字。会散后，他让县里准备十余桌便饭，请与会人员全部留下，“今天别讲客气，坐下动筷子。”陈受春只吃两个包子便放下碗，林伯渠笑着用筷子敲碟子：“不要装饱，多吃一点。”这一句，桌上笑声哄起，拘谨一扫而空。

难得回乡，他并未留恋旧宅，而是连跑三个互助组、一个初级社。沿途中他随手写下备忘：“早稻育秧面积偏少、农具磨损严重、识字班缺粉笔。”周小舟说：“林老记这么细，回京还得加班整理。”林伯渠摆手：“咱们忙点，让老乡轻松点。”傍晚回到县里，他把随身带的《中华苏维埃时期画册》二十多本，转赠县文化站，“照片看完，就贴墙上给娃娃认字。”

春末返京的列车车厢里，他靠窗闭目，身边同事问起此次调查收获，林伯渠只回答一句：“指标与肚子之间，差一顿饭的距离，很真实。”

不久，国家有关部门依据各地反馈，适度下调了部分统购任务，并允许合作社留足播种口粮。这些调整并不是单凭林伯渠一人力推，但那一份详尽资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56年夏，临澧代表再次进京，请求调拨两辆货车。林伯渠把人迎进办公室，热茶端上，却并未立即落笔。听完来意，他诚恳解释：“中央车源紧张，西北有县一天只有脚力驮盐，咱们老家不能插队。”说罢掏出自己的津贴，邀请两位老乡登长城、看故宫。“图个开眼界，车暂时给不了，人情不可缺。”老乡临别前悄声议论：“林老还是当年那个不徇私的林老。”

回到机关，林伯渠把比他年轻一轮的秘书叫来，“以后谁要批条子，先看大账，再看小账。”秘书点头称是。他又补上一句：“家乡重要，原则更重要。”

时间进入1957年，他常自嘲“七十老翁腿脚慢”，却依旧准点到机关。一次谈到那年湖南麦田的故事，他半开玩笑：“我咬那一粒青麦，嚼出两件事：一是穷，二是忠。穷要靠生产解决，忠要靠制度护着。”听者会心，却无人再作补充。

历史常因细微瞬间改变轨迹。毛主席一句“回去看看”，促成一次实地走访；“不要装饱”四个字，折射老干部与百姓唇齿相依的关系。有人回味此事，只记得餐桌上的包子，也有人在意那本记满数字的旧手册。不同记忆，汇进同一条河——那条河里流动着新中国草创时期的艰难、探索与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