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初,北京依旧乍暖还寒。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结束当天的文件传阅,刚把钢笔放下,门口传来轻轻一声“林老,主席请您过去”。十几分钟后,毛主席亲切地对这位老朋友说:“伯渠同志,该回家看看了,也带句话给乡亲们,看看统购统销之后日子过得怎样。”一句话,既是关怀,也是调研任务。
林伯渠已年近七旬,自1921年在上海望志路入党起,四十载风霜几乎没有离开过战场和机关。离开故土临澧县的那年,他还是个眉眼凌厉的青年,如今鬓霜爬满了耳际。有意思的是,临行前他特意把抽屉里积攒多年的介绍信和证明一封不带,只揣了本《政府工作手册》,说:“碰到谁问起,就让事实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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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从长沙一路北上,越过山坳时,大片麦苗泛着青中带黄的光。同行的省委书记周小舟见林伯渠目不转睛,随口打趣:“林老,麦子长势不错吧?”林伯渠却摇头:“色泽不够,收得早了。”司机把车停在田埂旁,林伯渠下车攥一穗麦粒放进嘴里,咬得“咯吱”作响。他对身边的老农低声问:“这是合作社的田?”对方挠头,小声回答:“割点先喂娃,没办法呀。”简短几句,情况已了然于心。
傍晚汽车抵县城,县委招待所灯光昏黄。林伯渠没有急着休息,交代后勤同志:“明早八点,把周边四五个乡的支书、老兵和识字社员都喊来,咱们拉拉呱。”第二天的座谈,不似会议,更像冬夜围火。糖果与花生摆在桌角,乡亲们一边掰花生,一边叙旧。谈到分田地、修水渠,人人眉飞色舞;说到今年口粮,笑容渐渐收住。老红军刘汉清嗓子粗,放下茶碗开口:“林老,去年统购指标压得紧,多数人家青黄不接。”一石激起涟漪,支书陈受春连声附和:“麦子是割早了,不割娃娃闹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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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没有皱眉,慢慢合上笔记本:“中央初衷是保障城市,也要保住农民的锅底,这里出现偏差要赶紧改。”他答得平静,却记下了亩产、收购量、口粮等一连串数字。会散后,他让县里准备十余桌便饭,请与会人员全部留下,“今天别讲客气,坐下动筷子。”陈受春只吃两个包子便放下碗,林伯渠笑着用筷子敲碟子:“不要装饱,多吃一点。”这一句,桌上笑声哄起,拘谨一扫而空。
难得回乡,他并未留恋旧宅,而是连跑三个互助组、一个初级社。沿途中他随手写下备忘:“早稻育秧面积偏少、农具磨损严重、识字班缺粉笔。”周小舟说:“林老记这么细,回京还得加班整理。”林伯渠摆手:“咱们忙点,让老乡轻松点。”傍晚回到县里,他把随身带的《中华苏维埃时期画册》二十多本,转赠县文化站,“照片看完,就贴墙上给娃娃认字。”
春末返京的列车车厢里,他靠窗闭目,身边同事问起此次调查收获,林伯渠只回答一句:“指标与肚子之间,差一顿饭的距离,很真实。”
不久,国家有关部门依据各地反馈,适度下调了部分统购任务,并允许合作社留足播种口粮。这些调整并不是单凭林伯渠一人力推,但那一份详尽资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56年夏,临澧代表再次进京,请求调拨两辆货车。林伯渠把人迎进办公室,热茶端上,却并未立即落笔。听完来意,他诚恳解释:“中央车源紧张,西北有县一天只有脚力驮盐,咱们老家不能插队。”说罢掏出自己的津贴,邀请两位老乡登长城、看故宫。“图个开眼界,车暂时给不了,人情不可缺。”老乡临别前悄声议论:“林老还是当年那个不徇私的林老。”
回到机关,林伯渠把比他年轻一轮的秘书叫来,“以后谁要批条子,先看大账,再看小账。”秘书点头称是。他又补上一句:“家乡重要,原则更重要。”
时间进入1957年,他常自嘲“七十老翁腿脚慢”,却依旧准点到机关。一次谈到那年湖南麦田的故事,他半开玩笑:“我咬那一粒青麦,嚼出两件事:一是穷,二是忠。穷要靠生产解决,忠要靠制度护着。”听者会心,却无人再作补充。
历史常因细微瞬间改变轨迹。毛主席一句“回去看看”,促成一次实地走访;“不要装饱”四个字,折射老干部与百姓唇齿相依的关系。有人回味此事,只记得餐桌上的包子,也有人在意那本记满数字的旧手册。不同记忆,汇进同一条河——那条河里流动着新中国草创时期的艰难、探索与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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