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南方到中国现实：青年汉学家的在地经验与学术反思

12月27日，《中国学（中英文）》期刊公众号策划的年终特稿《从“旁观”到“共建”：青年汉学家群体与中国学的新气象》在上观新闻“学林随笔”发布后，引发国内外读者广泛关注。青年汉学家、诗人，阿根廷萨尔塔天主教大学中文研究中心主任郝星晴（Lucía Fernández）专门撰文投书本刊，讲述她的学术成长之路以及与世界中国学大会的不解之缘。

郝星晴（Lucía Fernández，右二）出席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

上海之前：从边缘出发的学术生活

对许多青年汉学家而言，上海之前的生活更多的是一种准备与等待的积淀。它呈现出碎片化的面貌：借用的图书馆、时断时续的网络连接、通宵翻译那些“看似简单却笔画繁复”的汉字，以及为了支撑一种往往难以维生的智识志业而不得不从事多份兼职工作。对于我们这些来自被贴上“发展中国家”标签的地区的人来说，中国学并非一项无缝衔接、连续推进的事业；它常常只能在遥远的地方被想象，通过屏幕、二手书和曾经也学会等待的老师的耐心，被一点一点拼凑出来。在这一阶段，上海更像是悬置于时间中的承诺。

能够受到世界中国学大会的邀请而前往上海——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相聚、报告研究、与那些同样走上这条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道路的同行同台发言——本身已是一种殊遇。然而，这种经历的意义又超越了“资格”“成绩”或“成就”的范畴。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扇罕见的敞开之门：在机会常常是“间歇性”而非“累积性”地出现的生活中，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交汇点。某些青年汉学家自带光环，他们或为知名学者、领导者，甚至是欧洲王室成员；然而更多的学者则来自非洲、亚洲及拉丁美洲的普通家庭。他们带来的不仅是研究论文，还有一整套“努力的地理学”（entire geographies of effort）：一双唯一耐穿的鞋、一套借来的正装，以及来自家庭的无声期许。

国际学术交流在中国学领域里，常被描述为声望、机构能见度或学术晋升的通道。但对于这个不断壮大的青年学者群体而言，其重要性往往不在这些方面。这些相遇并非构成他们生活或职业的主轴；相反，它们以一种“侧向”（laterally）的方式运作——与既有轨迹相交，在相遇之前、之中与之后，潜移默化地改变它们的走向。

相遇之中：城市作为课堂的“侧向”经验

在上海与各国青年汉学家们相聚的那些日子里，时间本身仿佛被重新分配了比例。冬季的上海以另一种调性刺激感官，正如夏季的上海也有不同的气质。行走于城市街头，身体对于一种抵抗“急迫”的运动形式格外敏感。一位老妇人骑着自行车缓缓驶过，车的后面系着一辆小拖车，速度只有行人步伐的一半。被人超越时，她在寒风中微笑；风像素描的线条般掠过她的脸庞。她轻轻哼着一段旋律，几乎难以听清，却又无法错认那是中国独特的曲调。她的时间宽广而从容：她并非奔赴某个终点，而更像是在一个终点之中穿行。这使我想起福克纳笔下的那种提醒——继续并非出于活下去的本能，而是出于欲望的引导——沿着某条道路前行，正是我们不断作出的选择。

这类会议中常发生的一种情形是，城市本身成为了一位老师。某个清晨，两个农民跨过结冰的溪流，重复着一种既推动他们又消耗他们的动作。他们的步伐熟稔，几乎到了不假思索的程度，也看不出任何吃力的样子。观看这一幕时，我反而感到一阵怪异的不安，仿佛被一个过去的体育老师当面质问：他一边嘲笑我们平稳的慢跑，一边又要求我们突然冲刺、急停。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通过“努力”来衡量进步？为什么我们总是不信任缓慢，或者把从容误认为浅薄？

在会议室与教室里，多种语言此起彼伏、相互交织。口音把普通话折射出新的形态；英语也呈现出复数的面貌。论文被宣读，理论被辩论，参考书目被交换。然而，在这些正式的发言之下，还有另一层隐秘的沟通在持续发生：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学术上的论证，更多的是“个人的传记”。发言意味着暴露自己的来处，而倾听则是理解未来可以被如何不同地构想。在这种场域里，分享研究不仅仅是学术练习，它更像是“生活世界”的交换。这些相遇悄然改变着参与者对知识本身的理解：知识从何而来、由谁生产、在何种条件下得以成立。

这种交流未必能催生新的学派或成型的方法论，但是它的贡献却更为微妙。它提供了一种比较的意识：在不均等的物质、历史与制度条件之下，中国学是如何开展的。在这一语境中，研究的展示更像是一种相互承认，而非竞争。这个学科的未来不再是单一的路径，而是由若干互相交错、交汇的道路所构成的星群。

归来之后：重新校准与继续前行

上海之后，一切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参与者回到各自国家，带着同样的护照，回到同样的个人经济状况中，但我们的感知已经发生了偏移。曾经遥远的对象，变得更加具体，拥有了面孔与声音。中国不再仅仅是经由文本与屏幕被中介的研究对象；它有了鲜活的面孔、声音、冬日街道与聚餐闲聊的时刻。这样的经验虽然不能修复生活中依旧零碎、匮乏或不完美的部分，但它教会了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审视这些现实。

这种重新校准往往引发更加个人化的追问：为什么我们总是寻找“受损之处”，却忽略了它的反面？为什么我们执意命名“缺席”，而不是“可能性”？也许答案在于学习把错误视为一种恩典。正如阿根廷作家莉莉安娜·博多克（Liliana Bodoc）所言：那个试图吹奏情歌却吹错了的人，身上有一种近乎神圣的东西——尽管他吹错了，却依旧在继续吹奏。

归根结底，这些聚会所提供的，不是完美，不是抵达，而是一种许可：允许自己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允许自己短暂地融入一种集体的节律——这种节律更多地是侧向的，而非线性的前进。它所确认的，是一种以“持续意愿”为基础的学习方式，而非以“掌握”为终极目标：愿意念错、愿意停顿、愿意修正，并愿意继续前行。

因此，这类相遇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的“侧向”，亦即“非中心性”。它不会拆解结构性的不平等，也并未重塑个人的职业道路；它只是让线性进步暂时悬置，为更缓慢、更深刻的智识成长留出空间。通过容纳局部的与不完美的，它提醒我们：知识和生活一样，并非只依靠加速推进，也通过耐心与坚持不断前行。

这些侧向的经验并不宣称自己处于中心，却会长久地留存。它们潜移默化地与参与者相伴随，影响他们如何教学、如何研究、如何构想那些仍然开放、复数且必然不完整的未来——这些未来会在上海的寒意褪去之后，继续在心中轻轻回响。

（本文作者郝星晴（Lucía Fernández），诗人，阿根廷萨尔塔天主教大学中文研究中心主任；本文译者潘玮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转载自《中国学（中英文）》期刊微信公众号。）

来源：文/Lucía Fernández 翻译/潘玮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