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国民党中将率5000人起义，不久却率部叛逃，最终结局如何

1946年5月27日凌晨的东明县城，还笼罩在硝烟与雨雾交织的阴冷里。就在这一天，国民党第17纵队司令杜淑在枪声尚未散尽时，突然电告各方——率部起义，人数近五千。三年以后，天安门城楼上升起的新国旗昭示局势已定，人们回顾这段插曲，仍觉诡谲：那位在46年举义的中将，不到两个月又掉转枪口，试图带着原师逃向蒋介石，最终仍没能逃脱历史的筛子。

先把镜头拉回更早。1945年，日本刚宣布投降，华北平原进入“多事之秋”。高树勋在磁县马头镇率两万余人宣布起义，成为新闻。中共中央随后提出“高树勋运动”，鼓励更多杂牌军抬腿过来。冀鲁豫区党委判断：东明这颗钉子也有松动的可能。情报人员发现，杜淑和警卫团长杜光韬是叔侄，而杜光韬又和我军宋励华副司令是表亲——一条天然的沟通线就此打开。

杜淑的履历不体面：保定军校出身，阎锡山麾下干过旅长；抗战初期曾向日军献旗，又在胜利前夜换上“爱国军”臂章；而到了国民党大军北上，他再次被编成第17纵队。既是杂牌，又无补给，他心里的怨气不难想象。宋励华进城面对面做了两次工作，他说的那句话后来被记录下来：“投奔共产党，犯法往事一笔勾销，编制也不动。”这句话击中了杜淑的软肋——前半句给安全感，后半句给脸面。犹豫了三个月，杜淑最终选择“夜壶哲学”：用不着时摆桌下，用得着时放桌上。于是有了5月27日的通电。

起义后的第十天，冀鲁豫军区把这支部队改称独立第一师，杜淑任师长，宋励华为副师长，齐琏兼政委。文件下达到团以下时，部分军官表情冷淡。改编不只是换旌旗，还要打掉旧军队那套潜规则：兵役包银、赌账剥饷、打乡亲闹花酒。齐琏带着四十余名政工干部住进兵舍，白天谈心，夜里记笔记，企图摸清这五千人的脾性。短时间看似风平浪静，但暗流在翻。

6月中旬，一连串谣言悄悄传播：“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开打”，甚至“苏联会在东北出兵南下”。谣言的指向清晰——只要天下再乱，国民党就可能东山再起。杜淑对这些消息异常敏感，他的侍从人员后来回忆：“师座半夜常把地图铺满桌子，嘟囔‘去徐州还是去蚌埠？’”政工干部捕捉到蛛丝马迹，立即向军区报告，请示是否拆散编制。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给出的原则是：未动之前，不得先下手解除武装；真跑，再堵。

7月2日深夜，密报送到师部：杜淑定于5日晚全师向陇海线撤退。抢在“夜奔”前，宋励华以“部队夜训”名义，把三、四团主官抽调出去开会；同时调集两千民兵，悄悄在县城周边布控。3日零点，第一团果然拔营北去，企图吸引骑兵团追击。可骑兵团直插长垣要道，一举吃掉了这支先头部队。拂晓时分，东明城内的独立师其余官兵赫然发现——自己已被民兵和警卫营包围。枪声没有响，但局面已定。杜淑在校场低声问宋励华：“还有回旋吗？”回答只有一句：“枪在手里，话才好说。”

表面看，师部风波被压下；实则，忠诚度极低的军官只是暂时收声。8月初，华北战场进入拉锯，军区决定把独立第一师拨归高树勋领导的民主建国军，意在远距离“削峰”。刘致远副司令拍板：让杜淑带枪出发，边走边观察。8月24日，队伍出东明，朝邯郸方向行进。广平、肥乡两度停留，路线愈发诡异。9月3日夜，杜淑以“查看前线”作借口，突然命令部队折向安阳，并挟持两名我方干部。行军两个时辰后，他撞上北皋河早已设好的封锁线。枪口交错闪现，一场对峙持续不到十分钟，本师两名团长被生擒。就在大家以为“主角”插翅难飞时，他纵马喊了一句：“邓政委在前面，别开枪！”趁着哨兵犹疑，掉马冲入苇荡，消失在夜色。

杜淑的逃亡没能延续太久。1948年春，他在豫皖边境的小镇里被人认出，行踪暴露后急病而亡，未再回到国民党体系。此外，被其劫持的两名干部在交火中脱险，后来参与写出了全过程记录。

事后有人总结这位中将两次易帜的原因：一是财物心结难解，他在日伪、阎系、国民党三重势力搂下的大量金银，仍存蒋系地盘；二是旧军阀生活方式与解放区“精兵简政”格格不入，住窑洞、吃窝头是他无法接受的现实；三是对政治前途缺乏信念，认为哪边强就靠哪边，那套“走着看”思维害了他。档案里保留着一句口供——“共产党能赢？也得看美国脸色”，短短十二字，道尽他的盲点。

军史专家统计，解放战争中大小起义部队不下二百支，大多数最终融入人民解放军建制，少数出现反复。杜淑事件在众多案例里并不算最大，却给当时筹办政治工作的干部提了醒：杂牌军不是简单“改编”两字能解决，制度、生活、信念都要同步更新，否则随时会复燃火星。

至于杜淑本人，没有墓志，也无立传，只在起义通电和叛逃通缉令上各留一行黑字。对比他的两次选择与最后结局，冀鲁豫老兵的评价简短：“拿不定主意，就等于替别人做了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