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监管总局政策调整的深层次解读:基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视角的企业“标准机遇”研究
(作者:王连升)
摘要
2025年12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通知,废止2020年实施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认定办法》,对已认定的20个科技成果转化基地进行清理摘牌。这一政策调整引发了广泛关注,但本文认为这并非简单的监管收紧,而是中国创新治理体系深度优化的战略举措。研究发现,政策调整背后蕴含着从“平台建设”向“标准引领”的治理逻辑转变,企业应当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将标准制定作为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社会责任治理水平的核心抓手。通过构建基于SRG(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标准-治理-价值”三维分析模型,本文系统阐释了标准机遇的理论内涵、实践路径与战略价值。天津民营企业数据显示,186家企业参与制定各类标准905项,其中国家标准223项、国际标准30项,实现了从“制造输出”向“规则输出”的跨越。这充分证明,主动参与标准制定已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本文最后提出了企业把握标准机遇的四大战略路径和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新时代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1.引言:政策调整的背景与问题提出
1.1政策调整的具体内容与时间线
2025年12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SAMR)密集发布了一系列关于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清理规范的政策文件。12月21日,总局印发《关于停止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相关工作的通知》(国市监科信函〔2025〕147号),明确废止2020年6月印发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科技成果转化基地认定办法》。12月25日,该通知正式公开发布,要求已认定的基地在12月底前完成清理摘牌工作,不再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名义开展活动。截至12月29日,全国20个被认定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全部进入清理程序。
这一政策调整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国家创新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央科技委关于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工作的部署要求,市场监管总局的此次行动与科技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的《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优化整合方案》一脉相承。该方案明确提出对现有国家级基地和平台进行考核评估,通过“撤、并、转”等方式优化整合,严格遵循“少而精”的原则严控新建规模。
1.2问题的核心:为何政策调整不是利空?
面对这一政策调整,部分市场参与者可能将其解读为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减弱的信号。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政策背后的深层逻辑。本文认为,市场监管总局的清理行动实际上是治理理念的升级——从过去注重“基地数量”和“平台规模”的粗放式发展,转向更加注重“标准质量”和“治理效能”的精细化发展。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标准制定权的争夺将成为企业竞争的新焦点。
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政策调整前后对比
①治理重点(对比维度),基地数量扩张、硬件建设(调整前2020-2025),标准体系建设、治理效能(调整后2025年起),从“有形平台”到“无形规则”(核心变化)。
②企业角色(对比维度),规则遵守者、资源使用者规则制定者、标准引领者(调整前2020-2025),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塑造(核心变化)。
③竞争要素(对比维度),政策资源获取、土地资金支持(调整前2020-2025),标准话语权、技术专利布局(调整后2025年起),从资源竞争到规则竞争(核心变化)。
④监管导向(对比维度),资格认定、挂牌管理(调整前2020-2025),绩效评估、标准监督(调整后2025年起),从入口管理到过程管理(核心变化)。
2.政策调整的深层逻辑:国家创新治理体系的重构
2.1国家科技创新基地的优化整合逻辑
市场监管总局此次政策调整必须放在国家创新体系整体重构的宏观背景下理解。2025年,科技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三部委联合推动的《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优化整合方案》已经明确了“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类”基地的功能定位——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社会治理需求,开展共性关键技术和工程化技术研究,推动应用示范、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在这一框架下,原有的分散化、部门化的基地布局显然不符合“统筹布局、分类管理”的新要求。
更深层次看,这种优化整合反映了中国创新治理从“要素驱动”向“制度驱动”的转变。过去,各级政府通过设立各类基地、园区、平台,以土地、资金、税收等要素投入推动科技创新。然而,随着创新活动日益复杂化和全球化,单纯的要素投入已难以形成持续竞争力。相反,制度环境、标准体系、治理机制等软性要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市场监管总局退出具体的基地认定工作,正是为了更加专注于其核心职能——标准制定和市场监管。
2.2监管职能的回归与聚焦
市场监管总局的法定职责涵盖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特种设备安全、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安全等多个领域。在这些职责中,标准化工作处于核心地位。然而,在过去的基地认定和管理工作中,总局的部分精力被分散到具体的平台运营事务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在国家标准战略中的引领作用。
此次政策调整标志着市场监管总局职能重心的战略性回归。清理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后,总局能够更加集中资源推进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建设,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标准、ESG标准体系、绿色标准等新兴领域发挥主导作用。例如,2025年9月,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发布了EcoVESS试点成果并启动SDGs国家标准编制工作,通过量化评估供应链的环境影响、社会责任、治理水平三大维度的核心指标,为企业提供可落地的供应链优化路径。这类标准的制定和推广,正是市场监管部门在新时代的核心使命。
2.3从“平台经济”到“标准经济”的战略升级
中国经济发展正在经历深刻的范式转变。过去几十年的“平台经济”模式——通过建设各类园区、基地、平台聚集生产要素——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暴露出重复建设、资源分散、同质化竞争等问题。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新的发展范式,“标准经济”应运而生。
在标准经济范式下,竞争力的核心不再是拥有多少物理平台,而是掌握多少标准制定权。标准成为调节资源配置、引导技术创新、规范市场秩序的基础性工具。市场监管总局的政策调整,正是为了推动中国创新体系从“平台依赖”向“标准引领”转型。这一转型与国际趋势高度契合——ISO(国际标准化组织)、IEC(国际电工委员会)等国际标准机构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标准已经成为全球技术竞争和贸易规则制定的关键战场。
3.理论框架: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SRG)视角下的“标准机遇”
3.1 SRG理论的内涵与演进
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Sustain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Governance,简称SRG)是ESG理念在中国语境下的深化和发展。与传统ESG侧重投资决策不同,SRG更加强调治理主体的主动性和系统性。SRG理论认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关注环境、社会、治理三个维度的表现,更需要建立一套能够持续创造经济、社会、环境综合价值的治理机制。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标准扮演着多重角色:首先,标准是SRG治理的技术基础,为衡量和评估可持续发展绩效提供统一尺度;其次,标准是SRG实践的行动指南,将抽象的治理理念转化为具体的管理要求;最后,标准是SRG价值的传导媒介,通过标准认证、标准符合性声明等方式,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努力转化为市场认可和竞争优势。
3.2 “标准-治理-价值”三维分析模型
基于SRG理论,本文构建了“标准-治理-价值”三维分析模型,用以系统阐释标准机遇的内在逻辑:
第一维度:标准维度。这一维度关注标准本身的特性和功能。在SRG语境下,标准不仅包括传统的技术标准和产品标准,更扩展到管理标准、评价标准、披露标准等新领域。例如,中国标准化协会发布的《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管理体系建设指南》,运用ISO管理体系高阶结构的通用框架,按照“策划-实施-检查-改进(PDCA)”模式建立全面的管理体系。这类标准为企业实施SRG治理提供了系统化的方法论。
第二维度:治理维度。这一维度关注标准如何嵌入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流程。有效的标准治理需要顶层设计、组织保障、流程整合和绩效激励四个层面的协同。天津民营企业的实践显示,党建引领在标准治理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样本企业中大型企业党组织覆盖率达86.96%,中型企业达73.47%,党建引领有力推动政策直达快享,提升了企业在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关键领域的政策知晓率与普及率。
第三维度:价值维度。这一维度关注标准创造的价值形态和传导机制。标准价值不仅体现为经济价值(如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开拓市场),还包括社会价值(如提升行业水平、保障消费者权益)和环境价值(如促进节能减排、推动循环经济)。更重要的是,标准能够创造战略价值——通过掌握标准制定权,企业可以塑造行业竞争格局,获取长期竞争优势。
SRG标准的价值创造机制
①经济价值(价值类型),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开拓新市场(创造机制),标准化生产节约成本20-30%,标准符合性成为市场准入条件(具体表现),华为参与5G国际标准制定,获得全球市场份额(典型案例)。
②社会价值(价值类型),提升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消费者权益、促进行业规范(创造机制),食品安全标准减少安全事故,社会责任标准改善劳工条件(具体表现),中国ESG标准体系引导企业规范披露(典型案例)。
③环境价值(价值类型),推动节能减排、促进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创造机制),能效标准降低能耗,绿色产品标准引导环保消费(具体表现),EcoVESS标准量化供应链环境影响(典型案例)。
④战略价值(价值类型),掌握行业话语权、塑造竞争格局、建立技术壁垒(创造机制),标准专利化产生授权收入,标准成为技术路线的裁判(具体表现),天津民企制定国际标准30项,实现规则输出(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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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标准机遇的四个层次
在“标准-治理-价值”模型基础上,标准机遇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四个层次:
①基础层:合规性机遇。这是最基本的标准机遇层次。随着监管要求的不断提高,企业必须符合越来越多的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提前布局标准符合性工作,可以避免未来的合规风险,降低违规成本。特别是在ESG领域,国内外监管机构对信息披露、碳排放、劳工权益等方面的标准要求日益严格。
②提升层:竞争力机遇。在合规基础上,企业可以通过超越标准或制定更高标准来获得竞争优势。例如,制定高于国家标准的内部质量标准,打造品牌溢价;或者参与行业标准制定,使自身的技术路线成为行业主流。天津民营企业中,超过七成企业公共信用达A类,这不仅是合规的结果,更是信用标准提升带来的竞争力体现。
③引领层:规则制定机遇。这是标准机遇的最高层次。通过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甚至国际标准的制定,企业可以从“规则遵守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这种转变带来的不仅是技术优势,更是产业生态的主导权。数据显示,天津186家参与标准制定的民营企业中,累计制定各类标准905项,其中国家标准223项、国际标准30项。这些企业正在实现从“制造输出”向“规则输出”“信誉输出”的历史性跨越。
④创新层:范式创造机遇。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的今天,标准不仅是现有实践的总结,更是未来方向的引领。通过制定前瞻性标准,企业可以定义新的产品类别、新的服务模式、新的商业生态。例如,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新兴领域,标准制定权往往意味着产业定义权。
4.实践路径:企业如何把握标准机遇
4.1路径一:积极参与标准制定全过程
企业把握标准机遇的首要路径是主动参与标准制定工作。这需要从被动接受标准转向主动影响标准,建立系统的标准参与机制。
①建立标准情报体系。企业应当设立专门的标准研究部门或岗位,持续跟踪国内外标准动态,特别是与本行业相关的ESG标准、绿色标准、数字标准等新兴领域。情报收集范围应包括:国际标准组织(ISO、IEC等)的动态、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行业标准发展趋势、竞争对手的标准布局等。通过建立标准数据库和预警机制,企业可以提前预判标准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②参与标准制修订工作。企业应当积极加入相关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分技术委员会(SC)和工作组(WG)。目前,中国已有数千个标准化技术组织,覆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参与这些组织的工作,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标准内容,还可以提前了解标准方向,为自身技术研发和产品规划提供指导。对于有实力的企业,可以争取承担秘书处工作或主席职务,从而在标准制定中发挥主导作用。
③推动标准创新与转化。参与标准制定的最终目的是将标准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应当建立标准与研发、生产、营销的联动机制,确保标准要求能够及时融入产品设计、工艺改进、质量控制和市场推广。特别是对于参与制定的标准,要率先实施、形成示范,将标准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
4.2路径二:将ESG标准融入企业治理体系
ESG标准是SRG治理的核心工具,也是当前标准机遇最集中的领域。企业应当系统性地将ESG标准融入治理体系。
①构建ESG标准实施框架。企业可以参考中国标准化协会发布的《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管理体系建设指南》,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ESG标准实施框架。这个框架应当包括:ESG治理结构(董事会 oversight、专门委员会、管理部门)、ESG政策体系(环境政策、社会责任政策、治理准则)、ESG流程制度(风险评估、目标设定、绩效管理)、ESG信息披露(报告编制、数据管理、第三方鉴证)等要素。
②实施ESG标准绩效管理。ESG标准的价值最终要通过绩效改进来体现。企业应当建立ESG关键绩效指标(KPI)体系,将标准要求转化为可测量、可考核、可改进的具体指标。例如,在环境维度,可以设置碳排放强度、水资源利用效率、废弃物回收率等指标;在社会维度,可以设置员工培训时长、安全事故率、社区投入比例等指标;在治理维度,可以设置董事会多样性、反腐败培训覆盖率、供应商ESG评估比例等指标。
③开展ESG标准认证与评级。通过获得权威的ESG标准认证和良好评级,企业可以将ESG绩效转化为市场信号和信用资本。目前,国内外有多种ESG评级体系,如MSCI ESG评级、标普全球ESG评分、中证ESG评级等。企业应当选择与自身行业和战略最相关的评级体系,针对性改进,提升评级结果。同时,可以考虑获得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SA8000社会责任标准等国际认证。
4.3路径三:建设标准化能力与人才培养
标准机遇的把握需要相应的组织能力和人才支撑。企业应当将标准化能力建设作为战略投资。
①设立标准化专职机构。大型企业应当考虑设立标准化委员会或标准化部,统筹全公司的标准工作。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责包括:制定企业标准化战略、协调内外标准资源、管理标准制修订项目、推动标准实施应用、培养标准化人才等。对于中小企业,至少应当设置标准化专职岗位,或明确现有相关部门(如研发、质量、法务)的标准化职责。
②培养复合型标准化人才。标准化工作需要既懂技术、又懂标准、还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企业应当建立标准化人才梯队,通过内部培训、外部进修、项目实践等多种方式培养人才。特别需要培养的是国际标准化人才——能够熟练使用英语参与国际标准会议、理解国际标准规则、在国际舞台上有效表达中国观点和技术方案的人才。这类人才目前非常稀缺,是企业争夺国际标准话语权的关键。
③建立标准创新激励机制。企业应当将标准创新纳入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对于参与标准制修订的员工,给予荣誉表彰和物质奖励;对于产生重大经济效益的标准专利,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对于在标准竞争中取得突破的团队,提供职业发展通道和专项奖励。通过激励机制的设计,激发全体员工参与标准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4.4路径四:对接国际标准与全球治理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标准机遇必须放在国际坐标系中把握。企业应当积极参与国际标准活动,提升国际标准话语权。
①跟踪国际标准发展趋势。企业应当密切关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电信联盟(ITU)等主要国际标准机构的工作动态。特别要关注ISO/TC 322可持续金融技术委员会、ISO/TC 207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ISO/TC 309组织治理技术委员会等与SRG相关的技术委员会。通过参加国际标准会议、订阅国际标准出版物、与国际标准专家交流等方式,及时了解国际标准前沿。
②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中国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比例仍然较低,这与中国的经济地位和产业规模不相称。企业应当勇敢“走出去”,积极提交国际标准提案,参与国际标准工作组,争取承担国际标准编辑、召集人等关键角色。在参与过程中,要善于将中国的技术优势和实践经验转化为国际标准提案,推动中国方案成为国际方案。
③推动标准国际互认。标准互认是贸易便利化和技术合作的基础。企业应当积极推动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对接,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通过标准培训、标准示范、标准合作等方式,促进中国标准的海外认可和应用。天津的实践显示,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占比达76.72%,实现市场拓展与责任形象“同步出海”。标准输出应当成为这种“出海”的重要组成部分。
5.案例研究:天津民营企业标准制定实践
5.1案例背景与数据来源
天津市工商联联合南开大学社会学院于2025年12月发布的《天津市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5)》,为研究企业标准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实证数据。该报告基于全市16个区1683家样本企业在2024年度的履责全景,系统揭示了天津民营企业在标准制定方面的进展和成效。
5.2主要发现与分析
①标准参与广泛深入。报告显示,天津民营企业已逐步形成特色鲜明的“六位一体”履责模式,其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从“遵守规则”向“制定标准”跨越。在1683家样本企业中,有186家企业参与了各类标准制定工作,参与率达11.06%。这些企业累计制定标准905项,平均每家企业制定4.87项标准,显示出较高的标准产出效率。
②标准层次多元提升。在制定的905项标准中,包括国家标准223项(占24.64%)、行业标准652项(占72.04%)、国际标准30项(占3.31%)。这一结构表明,天津民营企业不仅积极参与国内标准制定,也开始在国际标准舞台上发挥作用。30项国际标准虽然数量不多,但标志着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标准”的历史性突破。
③标准领域聚焦SRG。进一步分析显示,天津民营企业制定的标准大量集中在绿色发展、社会责任、治理创新等SRG相关领域。例如,28家企业通过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168家通过国家级生产或产品认证。在员工关爱方面,64.23%的企业建立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这些标准实践直接提升了企业的SRG治理水平。
④标准价值显著显现。标准制定为天津民营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超六成企业感受到履责对提升品牌形象、增强凝聚力和市场竞争力的积极作用,超四成企业认为履责有助于吸引与留住人才。在经济效益方面,参与标准制定的企业往往在创新能力、市场占有率、盈利能力等方面表现更优,形成了“责任赋能、内外双升”的良性循环。
5.3启示与借鉴
天津案例提供了企业把握标准机遇的宝贵经验:
第一,战略重视是前提。天津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在标准制定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因为企业决策层将标准工作提升到战略高度。许多企业成立了由董事长或总经理牵头的标准化领导小组,将标准制定纳入企业发展规划和年度重点任务。
第二,党建引领是特色。天津案例显示,党建工作在标准制定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样本企业中,大型企业党组织覆盖率达86.96%,中型企业达73.47%。党组织通过政策宣传、资源协调、氛围营造等方式,为企业参与标准制定提供了有力支持。这种“党建+标准”的模式,是中国企业标准实践的特色优势。
第三,产学研协同是关键。天津民营企业注重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752家企业与院校共建教学实训平台,614家开展技术研发合作。这种产学研协同不仅提升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也为标准制定提供了技术支撑和人才保障。
第四,国际化视野是方向。天津民营企业积极对接国际标准,不仅制定了30项国际标准,还有76.72%的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种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标准策略,为企业开拓全球市场奠定了规则基础。
6.讨论与启示:政策调整下的企业战略选择
6.1重新定位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市场监管总局政策调整促使企业重新思考与政府的关系。在新时代,政府角色正在从“资源分配者”转向“规则制定者”和“环境营造者”。相应地,企业也应当从“政策寻租者”转向“规则参与者”和“价值创造者”。
这种关系重构对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政策意图,更加主动地参与规则形成,更加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在标准领域,这意味着企业不仅要遵守政府制定的标准,还要积极参与标准的研究、起草、修订、实施全过程,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和共建共享。
6.2构建基于标准的竞争优势
标准正在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新源泉。传统的竞争优势如成本优势、技术优势、品牌优势等,在标准优势面前都可能变得脆弱。因为标准可以重新定义技术路线、重置成本结构、重塑品牌内涵。
企业应当将标准优势建设纳入核心竞争力培育体系。这包括:通过标准专利化将技术优势固化为规则优势;通过标准领先将产品优势拓展为行业优势;通过标准输出将市场优势升华为生态优势。在SRG领域,标准优势尤其重要——ESG标准符合性正在成为供应链准入、融资获取、市场认可的前提条件。
6.3应对标准风险与挑战
标准机遇伴随着标准风险。企业在把握标准机遇的同时,必须警惕和应对各种标准风险:
①合规风险。随着标准数量的增加和要求的提高,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合规压力。特别是国际标准、国内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之间的不一致甚至冲突,给企业合规带来挑战。企业需要建立标准合规管理体系,系统识别、评估、控制合规风险。
②竞争风险。标准制定是利益博弈的过程,不同企业、不同国家都会争取使自己的技术方案成为标准。企业在参与标准竞争时,可能面临技术路线被边缘化、专利被规避、市场被分割等风险。企业需要制定标准竞争策略,包括技术路线选择、联盟构建、专利布局等多个方面。
③投资风险。标准制定和实施需要大量投入,包括人力、财力、时间等资源。如果标准选择失误或实施效果不佳,这些投入可能无法获得预期回报。企业需要进行标准投资评估,综合考虑技术趋势、市场需求、竞争态势、政策导向等多重因素,做出科学决策。
7.结论与建议
7.1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对市场监管总局清理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政策的深度剖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政策调整是创新治理体系优化的必然选择。市场监管总局退出具体的基地认定工作,是为了更加聚焦标准制定和市场监管的核心职能,这是国家创新治理从“平台建设”向“标准引领”转型的体现。
第二,“标准机遇”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抓手。在SRG视角下,标准不仅是技术规范,更是治理工具和价值载体。企业通过参与标准制定,可以实现从“规则遵守者”向“规则制定者”的跨越,获取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第三,企业把握标准机遇需要系统性的能力建设。这包括标准情报能力、标准参与能力、标准实施能力、标准创新能力等多个方面。天津民营企业的实践表明,战略重视、党建引领、产学研协同、国际化视野是成功的关键要素。
第四,标准机遇与风险并存需要科学管理。企业在追求标准优势的同时,必须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应对合规风险、竞争风险、投资风险等多重挑战。
7.2政策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对企业而言:
① 制定标准化战略,将标准工作纳入企业顶层设计和发展规划。
② 建立标准化组织,配备专职人员和专项经费,保障标准工作有效开展。
③ 加强标准化人才培养,特别是国际标准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④ 积极参与标准制修订,特别是在ESG、绿色、数字等新兴领域争取话语权。
⑤ 推动标准实施与创新,将标准要求融入研发、生产、营销全过程。
对行业协会而言:
①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组织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反映行业诉求。
② 开展标准培训与推广,提升全行业的标准化意识和能力。
③ 推动团体标准发展,填补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空白。
④ 加强国际标准交流,组织企业参与国际标准活动,提升国际影响力。
对政府部门而言:
① 完善标准政策体系,为企业参与标准制定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
② 加大标准投入支持,特别是对中小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的扶持。
③ 推动标准国际互认,为中国标准“走出去”创造有利条件。
④ 加强标准监管与评估,确保标准质量和社会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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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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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津民企社会责任报告首次发布.天津市人民政府,2025-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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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SO/TC 322国际标准化组织可持续金融技术委员会2025年全体会议在穗举行.中国发展网,2025-10-13.
8.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首发专著《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标准化蓝皮书(2024)》.中国标准化研究院,2025-10-14.
说明:本文基于2025年12月的最新政策文件和实证数据,所有引用均标明出处。文中观点仅代表学术探讨,不构成投资或决策建议。企业在实际运营中应结合自身情况,审慎制定标准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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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连升,研究员,构建了一套独特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体系,其核心可概括为“一个辩证、两大支柱”:即以“CSR为魂,ESG为体”的价值论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以“责任闭环”模型重塑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哲学;以“价值沉默”战略重构企业在喧嚣时代的核心竞争力生成路径。兼任全球电子协会亚洲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绿色金融专委会委员、广东省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会CSR专委会副会长,北京ESG研究院专家顾问,上海市计算机行业协会顾问。自2019年入职工业和信息化系统,深耕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供应链责任追溯等)及政产学研用媒利益相关方影响等领域。支撑完成工业和信息化部课题40余个。发表诸如《绿色金融与电子信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矛与盾》等学术研究200余篇。主导参与或编制《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等多项行业关键标准。主导编制《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报告》行业报告6本。2022-2025年,被评为“2021年度中国产业研究突出贡献者”“2022年度电子信息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年度突出贡献者”“2024年度全球电子协会亚洲标准委员会杰出服务服务个人”“2025全球电子协会亚洲标委会杰出服务个人”“2025全球电子协会中国ESG杰出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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