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相儿子张廷枢：抗战爆发后投奔延安，出任八路军纵队司令员

1938年10月，一个阴雨天的延安机场显得分外冷清。破旧卡车停下，张廷枢扶着车厢跳到黄土地上，他抖抖身上的风尘，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没想到真能到这儿。”短短十一个字，几乎把他此前五年的颠簸写尽，却没把心里的期待透露半分。

时间往回拨到1933年，长城沿线隆冬未散。日军自古北口突破后直逼平津，张廷枢率112师被推到前沿。他在阵地上撑了四天三夜，不眠不休，耳边是炸弹、炮声，还有参谋一句没一句的战报。局势撑不住，他擅自撤回二线，成为中央军指责的把柄，也成为他与南京当局彻底决裂的转折点。

此后两年，他带着一肚子火气辗转北平、天津、宣化，想拉起一支能打回老家东北的队伍。蒋介石的“先安内”命令让他看不到半点希望；而大批逃亡来的东北士兵天天堵在他宿舍门口，高喊“打鬼子”，更让他无颜袖手。

1936年底，他联络黄显声等旧识，暗地里对外宣布“暂别军职”，实则在西安和阎宝航、高崇民等人接触，探寻另一条路。兵谏风声刚过，特务盯得紧，他们几次更换住处，仍被跟到门口。黄显声低声埋怨：“再拖就全泄露了。”张廷枢只回两字：“等机会。”

机会出现在全面抗战爆发。1937年8月，他抵达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放在狭窄的晋祠路小院，周恩来坐在炕沿上听他讲组建东北抗日队伍的设想，没有客套，只说：“人手、枪支、番号，我们尽量支援。”短短几句，合作达成。

不久，第一游击纵队在晋南挂牌。起初只有百来号人，枪多半锈斑斑，连步机都凑不齐。河北、山西一带的失散东北兵听说“张蔚久当司令”，纷纷摸黑赶来投奔，队伍一个月涨到两千人。张廷枢没有多余时间操典礼，拉出去练队列，第二天就拉到太行山口打伏击。

值得一提的是，这支纵队临时拼凑，却硬是在沁水、长子一线连着打了三次夜战。晋东南的日军情报里第一次出现“张部”字样，特高课误以为是张学良旧部翻生。日军派小队夜探，被伏击得精光。此后，日军驻守邢台的第二十师团不敢单独出兵，这在八路军战史里留下特殊注脚。

队伍壮大，张廷枢却越来越沉默。肝区疼痛常常在夜里发作，他只能蜷在毡毯下面咬牙。1938年秋，他随纵队骨干赴延安述职，医生检查后摇头：“必须休养，否则拖不了几年。”周恩来劝他留下学习，他沉吟片刻，签下入党志愿书。那天晚上，他在窑洞窗户边写信给老父亲，信里一句“今后唯有把命交给党”写得极重，但终究没能寄出。

身体每况愈下，中央批准他去香港求医。筹措路费时，他把自己的手枪、望远镜连同一只老怀表交给组织：“枪是父亲送的，望远镜是长城阵地捡的，留着浪费，卖钱救急。”助手想劝，被他挥手止住：“打仗靠人不靠物。”

1941年12月，香港陷落。当夜他与张学铭等人突围，穿巷过水渠，几乎死在乱弹里。回到天津，他已明显消瘦，仍坚持组织抗战救亡座谈。有人问他后悔否，他把袖口挽起露出旧疤：“古北口那一仗没打痛快，后面的每一天都算补课，能后悔么？”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几次派人联络，开出的条件不薄——高级顾问，独立师编制，外加三处房产。张廷枢简单回应：“谢好意，恕不奉陪。”随后定居北平，静候局势。他对友人说得直白：“抗战目的并非个人归宿，而是国家未来。”

父亲张作相随新政权安居，1949年春病重。周恩来派卫生组连夜赶到天津会诊，又转诊北京，但病势凶猛，无力回天。七旬老人的离去让张廷枢精神急速恶化，医生建议静养，他却抱病整理游击纵队的战斗笔记，准备留给部队。

同年7月，张廷枢在北平逝世，年仅四十五岁。遗体装殓时，枕边放着那只香港带回的旧怀表，表盖已锈斑驳，指针停在凌晨一点，这个时间正好对应他抵达延安的夜色。朋友低声说：“蔚久走得干脆，他本就没有半点妥协的打算。”

张廷枢的一生，从少帅朋友圈里最活络的青年将领，走到八路军纵队司令员，再到旧怀表定格的病榻，这里有豪气，也有失策，更有对东北家乡挥之不去的执念。与其说他选择了延安，不如说战火时代把他逼到那个唯一能实现愿望的地方：用枪口对准侵略者，用行动证明自己不愿再做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