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方志“破卷”——记江西故纸堆里的现代新生

▲《江右文库》“方志编”出版研讨会在南昌举行。 邓琛阳 图

12月的南昌，一场围绕方志的研讨会，让跨越千年的文字有了鲜活体温。《江右文库》“方志编”出版研讨会现场，深蓝色精装本整齐列队，页页承载着江西的风土与记忆；数字屏幕上，《广昌县志》立体书指尖轻触便可繁简切换、释义解读，古老典籍与现代技术完成了一场温柔对话。

这场雅集背后，是江西从“修志大省”到“用志典范”的跨越，是“故纸堆”向“活资源”的蜕变。当三国以降绵延的修志传统，遇上系统性整理与创新性转化的时代契机，那些曾被束之高阁的方志正以学术、文旅、数字传播的多元姿态嵌入现代生活，用历史智慧呼应时代需求，在赣鄱大地上续写“故纸堆里挖宝藏”的新生故事。

千年文脉

藏在志书里的江西基因

“下轿伊始问志书”，南宋朱熹赴南康郡任职时的这一举动，像一颗种子，在江西的文化土壤里扎下了“以志为鉴”的根。1959年，毛泽东同志抵达庐山后，便索要《庐山志》研读。这一细节，恰是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传统最生动的注脚。

从古代官员履职“问志”以明政务，到当代社会对地方历史的珍视，江西的方志文化从未中断。《江右文库》“方志编”牵头人周慧在研讨会上梳理的一组数据，更让这份传承有了沉甸甸的分量：“从三国时期至1911年，全省修志次数超1200次，由于天灾人祸，方志损毁严重，明代以前的江西方志基本没有保存下来，现存通志、府志、县志只有500余种，修志次数与保存志书数量均居全国前列。”

《江右文库》“方志编”的编纂，正是对这份千年积淀的系统性打捞。据悉，“方志编”是《江右文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22年启动以来，累计出版纸质书籍291种248册，涵盖通志卷6种26册、府志卷67种80册、县志卷218种142册，让散落的文化碎片得以聚合。

更令人欣喜的是，不少传世经典得以“重光”。据“方志编”提要撰写者、南昌大学讲师闫瑞介绍，与《［光绪］山西通志》并称“志坛双璧”的《［光绪］江西通志》，被梁启超列为清代名志；《豫章书》以江西人物、史事自为一书，多有学者认为其散佚不存，此次出版系从山西博物院访得明精抄本，残存三卷，内容皆为文苑列传。

古今对话

老志书里的当代答案

若说系统性整理是为方志“存形”，那么挖掘实用价值，便是为其“赋魂”。在《江右文库》“方志编”中，那些泛黄纸页上的文字，并非孤立的历史片段，而是能为当代问题提供参照的“活智慧”。

农业领域，方志记载的物产资料成为种质资源普查的“活字典”。今江西资溪县（旧称泸溪县）自清代以来出产的“五十日黏”早稻，因能在青黄不接时快速成熟、解决饥荒，被康熙至同治年间的《泸溪县志》反复记载。“春社日前后浸种，立夏前后莳，立秋而熟……俗云救公饥是也。”这段文字不仅为了解“五十日黏”的由来、传承与演变提供了文献依据，而且为应对粮食危机背景下的种植结构调整与良种选育栽培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气候研究领域，江西方志更是不可替代的一手史料。气象学家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将1400—1900年定为“方志时期”，并提及江西曾有“橘园两次毁于寒潮”的案例，正是还原当时气候波动的关键证据。

从农业种植到气候变迁，这些案例共同印证了方志的独特价值：方志从来不是与现实脱节的“旧纸”，而是连接历史与现代的桥梁。

数字破壁

让方志走出象牙塔

“早年为查《江西通志》写论文，我常背着馒头、揣着水壶，在省图一待就是一整天。”江西省人民政府参事、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的回忆，道出了老一辈学者利用方志的艰辛。

《江右文库》“方志编”的出版及数字平台的上线，彻底终结了这一局面。如今，248册涵盖江西十三府一州的方志，从晚明“一条鞭法”实践到清初“三藩之乱”后的社会重建，过往需跑遍多地才能拼凑的史料，如今“一库在手，全域可查”。江西中文传媒数字出版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中来在研讨会上展示的《江右文库》数字平台，集全文检索、繁简转换、AI批注等功能于一体，让古籍阅读突破了时空限制。

记者了解到，《江右文库》“方志编”目前已在“江右文库”官网及移动App上线100余册。通过“网站+App+小程序”的三维服务体系，读者可在电脑端、手机端查看与纸质版1：1还原的立体志书，一键实现繁简转换、白话解读。

更可贵的是，该平台上线即免费开放，向江西省图书馆、南昌大学图书馆等机构开放访问，真正实现了古籍资源的数字化共享。数字化技术的深度应用，为古籍的活化利用开辟了新路径。技术团队设计并构建江右文化知识体系，形成系统的江右文化知识图谱，涵盖江西大部分历代作者著述及相关历史地理信息，为文化研究提供结构化知识支撑。

学术革新

从文献到研究的范式升级

“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方志是中国史学三大资料宝库之一。”在“文献编”史部牵头人、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李平亮看来，方志是史学研究的一座“富矿”，就《江右文库》出版的这批省志、府志和县志而言，能够为学者研究晚明至清初的江西社会乃至中国社会变迁提供丰富的史料。

对研究者而言，“方志编”的出版不仅意味着文献获取更便捷，更推动了学术研究范式的革新。对此，南昌大学讲师闫瑞深有感触：“数字化知识体系的构建，为学术研究、公众阅读与产业创新提供了开放、权威、便捷的支撑。这对于我个人的学术研究以及未来指导学生撰写学位论文，都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李平亮也提出了进一步的期待：“方志编还可在专志、私志等方面拓展，加强相关研究，形成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并进的局面。同时，联动大中学校、博物馆等机构，开展方志文化进校园、进场馆活动，让方志的资政育人作用充分发挥。”

文旅融合

让方志故事走进生活

如何让古老方志走出学术殿堂、走进大众生活？南昌大学教授、江西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细嘉给出了答案：“深耕文本、发现亮点、凝练IP，进行现代性表达，推动文、旅、体、农、商深度融合。讲好方志故事，让古老方志焕发新生机。”

据悉，“方志+文旅”的路径大有可为，如《［乾隆］建昌府志》记载的“中秋烧塔”民俗，经现代转化后，游客可亲手参与砌塔、烧塔，聆听老人结合方志讲述民俗渊源；滕王阁的28次重修史，可改编为沉浸式体验，演员扮演不同朝代的重修参与者，让静态建筑变成了可触摸的“活历史”；“豫章八景”“景德镇制瓷工艺”“万寿宫与江右商帮”等方志记载，转化为主题旅游线路、DIY体验课程、实景演出，让游客在游玩中读懂江西故事。

除了挖掘方志中的资源，推动文旅融合外，南昌大学副教授郭宇昕还建议，可开发灾害防治、传统建筑、地方戏曲等专题数据库，形成特色资源包；同时，既推出学术精品，也通过短视频、绘本等形式，让“故纸堆”里的江西故事真正走进大众生活。

研讨会的余温里，AI赋能的畅想与古今对话的回响仍在激荡。从朱熹“下轿问志”的千年传统，到数字时代“一库查志”的全民便利；从案头故纸堆的默默沉淀，到文旅场景中的鲜活绽放，《江右文库》“方志编”的活化之路，本质上是一场文明根脉的当代接续。编志修典，是为岁月存证；活化利用，是为未来赋能。

来源：江西晨报

记者：程玥

责编：冯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