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火在纸上，黎巴嫩却还在挨炸

文︱刘澜昌

贝鲁特的夜晚，很少真正安静过。

停火协议签署之后，本该是重建、喘息、修补裂痕的时间。但在黎巴嫩南部，天空依旧会被战机的轰鸣撕开。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28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把话说得直白而锋利：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黎巴嫩政治、经济和安全持续不稳的重要外部因素。

这不是情绪化的宣泄，而是一种被长期挤压后的陈述。

卡西姆点名美国的制裁和政治施压，点名以色列在2024年11月停火协议达成后仍然持续军事行动。他给出的逻辑并不复杂：停火如果只是一张纸，只约束一方，却允许另一方随时开火，那这样的“停火”并不具备任何现实意义。

问题也正出在这里。

2024年11月，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国际社会一度期待黎以边境能真正降温。但现实很快给了冷水。以色列方面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持续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和炮击。是否违反，如何认定，谁来裁决，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机制。结果就是，停火协议成了一个随时可以被重新解释的文本。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黎方“继续让步”，本身就显得失衡。

卡西姆的讲话中，有一句话格外关键：在以军完全撤军、停止军事行动、释放被扣人员、并允许启动重建之前，黎方不应再作出任何让步。这并不是提出新条件，而是在重复停火协议本身应有的前提。

停火不是恩赐，而是对等约束。

围绕“解除武装”的问题，卡西姆的态度同样明确，甚至强硬。他反对解除武装，理由也并不绕弯：解除武装只会加剧国内分裂，削弱黎巴嫩的防御能力，让以色列在缺乏抵抗的情况下继续占领和打击。

这个判断，放在黎巴嫩的现实结构中，并不难理解。

黎巴嫩不是一个高度集权、军事力量完全统一的国家。长期以来，国家军力、政治结构、宗派平衡本就处在微妙状态。真主党之所以存在，并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与边境安全、地区冲突、现实威胁长期捆绑在一起。简单地把“解除武装”当成一剂灵药，本身就忽视了黎巴嫩所处的地缘环境。

尤其是在以色列仍然保持军事压力的前提下，解除武装的讨论，更容易被理解为单方面削弱。

更大的背景，是这一轮冲突从一开始就没有局限在黎以之间。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不时袭击以色列北部，作为对加沙战事的策应；以色列则通过空袭和炮击回应。这条战线始终带着“溢出”的特征，它既不是全面战争，却也远非局部摩擦。每一次空袭、每一次火箭弹，都在测试地区局势的承受极限。

而美国的角色，也始终无法被忽略。

制裁、政治施压、外交站位，这些工具长期存在于黎巴嫩政治生活的外部环境中。卡西姆把美国列为“重要外部不稳定因素”，并不意外。对于黎巴嫩而言，经济危机、金融系统失衡、货币贬值，早已与外部制裁形成交织。安全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经济困境彼此放大。

当一个国家在重建与喘息的窗口期，仍然面临军事打击和经济压迫，内部的撕裂只会被进一步放大。

而这正是卡西姆反复强调“在完全履约之前不再让步”的现实逻辑。让步如果不能换来安全边界的稳定，只会成为下一轮施压的起点。

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彼此的沟通几乎完全依赖第三方机制。这种状态决定了，任何停火都极其脆弱。一旦缺乏明确的执行与监督框架，停火就会被战机的航迹和炮火的落点重新定义。

从这个角度看，卡西姆的讲话，并不是在为冲突“加码”，而是在强调一个被反复忽视的前提：安全不能只靠承诺维系。

黎巴嫩南部的重建迟迟无法启动，正是这种失衡的直接后果。房屋被毁、基础设施受损、民众流离失所，这些问题无法靠政治口号解决。如果停火无法转化为地面上的安全感，任何关于未来的讨论都会悬空。

在中东，停火协议从来不缺，真正稀缺的，是被严格执行的停火。

贝鲁特的街头，人们对国际声明早已不再抱有过高期待。他们更关心的是，明天会不会再有空袭警报，南部的亲人能不能回家，重建是否真的能开始。

当停火被不断打折，当让步变成单向要求，强硬的声音就会自然浮现。不是因为选择了对抗，而是因为现实已经逼到墙角。

黎巴嫩的处境，再一次提醒外界：没有对等约束的停火，永远只是暂时的静默；而静默一旦被打破，回来的，往往是更深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