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少年悄悄离家参军，38岁被授予少将军衔，55岁任湖北省委书记

13岁晚上偷偷离家跑出去参军，这事儿听起来像是小说情节。

但王六生真的干了，而且谁也没拦住。

那是1930年的江西萍乡，一个并不出名的小地方。

那时候家里穷得很，吃饭都得看天，王六生的父母更没想到，儿子居然一声不吭地就跟着红军走了。

他当时还只是个孩子，个子不高，脸上还有婴儿肥。

他不是去当兵打仗的，一开始只是个吹号手——负责每天按时吹号，提醒大家集合、起床、进攻或者撤退。

可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岗位，他一干就是好几年。

风里来雨里去，打了无数仗。

那口号角，不知道在多少个清晨和深夜响起过。

其实在那个年代，像王六生这样年纪轻轻就投身红军的孩子不在少数。

但他能一路走到后来，不只是靠运气。

更多的是靠一股子狠劲儿，还有对这条路的认定。

他真正被人注意到，是在长征路上。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战略转移。17岁的王六生背着号角，跟着队伍翻雪山、过草地。

湘江战役那会儿，部队损失惨重。

有一晚，他在草地里踩到一个人，低头一看，是个战友，脸已经全白了。

“不能停。”他心里只想着这三个字。

有人问他，那时候不怕吗？他说：“怕啊，可是号角得吹出去。”

没办法，那时候的“怕”不是理由。

更何况，他早就不是那个站在村口看红军的小孩了。

打到陕北之后，他没休息多久，又跟着部队东征西征。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他被调到林彪的115师343旅去当营指导员。

那是个什么活儿？既要带兵打仗，又要给战士做思想工作。

枪打完了，还得讲道理。

白天训练，晚上开会，忙得脚不沾地。

平型关战役打响的时候，他带的连队正好负责堵截日军后援。

山谷里的枪炮声一浪接一浪，硝烟呛得人睁不开眼。

他站在石头后面大喊：“别退！他们也怕死！”这一喊，鼓起了不少人的勇气。

后来部队移防到临汾，他又开始做群众工作。

挨家挨户敲门，动员年轻人参军。

有一次，有个农民问他：“你们打得赢吗？”他愣了一下，说：“不试怎么知道？”

这话也许不算什么豪言壮语，但在那时候，就是最实在的回答。

1939年他随部队进入山东鲁南地区，那块地儿日军扫荡特别狠，国民党那边也不配合。

可他穿着打补丁的军装，带着队伍跑村串户，宣传抗战、组织青年，有时候晚上就睡在破庙里，稻草铺上就是床。

抗战胜利后，新的战事又开始了。

他被调到华东野战军，后来又到了第三野战军22军，职务越来越高，但做的事还是老一套：组织动员、稳住军心、带头冲锋。

渡江战役那一晚，他在指挥所里一夜没合眼。

江对岸炮声没停过，他眼里都是地图和电报，嘴里只说一句话：“一旦开渡，谁也不能乱。”

1955年，王六生38岁，被授予少将军衔。

那时候的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军队里能被授衔的人不算多。

他的军装上多了一枚金星，那背后，是从13岁走到38岁的整整25年。

可他没停。

1960年代，他先后调到20军、上海警备区、南京军区、武汉军区，做政委、主任、领导干部。

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了解部队情况，挨个找人谈话。

有一次，他在南京军区一个连队蹲点，和年轻士兵一起吃饭、睡通铺。

有人问他：“您是首长，干嘛这么辛苦？”他说：“不和大家一起过日子，怎么知道问题在哪儿？”

1972年，他被任命为湖北省委第二书记。

那时候全国正处在风雨飘摇的年代，地方局势很不稳定。

他在武汉主持工作，尽量稳住工农业生产，调解各种矛盾。

不是靠喊口号，也不是靠强硬手段，而是实打实地开会、谈话、找办法。

他坐在会议室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先别吵，咱们一个个说。”

后来他又调去工程兵部队，继续做政委。

再后来，他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开始整理过去的档案、文件、回忆录。

他不爱说自己，别人找他聊从前，他就摆摆手：“没啥好说的，都是应该做的。”

1995年，王六生在北京去世，78岁。

他离开以后，家里人整理遗物时发现，那口旧号角还在，包得好好的。

一点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