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院士中，海归在变多还是变少？

图源：Unsplash / CDC

在过去120年间，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开始，西学东渐，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持续推进。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为精英的学术群体——院士群体，却呈现出一种清晰可辨的学术本土化趋势。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宁波诺丁汉大学的黄加南和刘宏与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曹聪近期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人类行为》（Nature Human Behaviour）上发表了一项新研究。该研究发现：在1905年至2023年的近120年间，中国院士群体中具有留学归国背景的成员比例持续下降。不仅如此，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来自东部发达地区且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学者比例也在逐步降低；与此同时，来自中国西部地区的学术精英，以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外籍院士比例则呈上升趋势。

01 院士日渐本土化

长期以来，中国国立最高学术机构一直被视为学术发展与科学声望的晴雨表。本次研究即以1905年至2023年间这些中国学术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者收集了3,543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外籍院士等的个人履历，并辅以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晚清翰林院改制后清廷所授“洋翰林”的历史档案，用以进行长时段对比分析。

在纵向上，文章不仅汇集了两院院士与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的履历信息，还纳入了民国与晚清国家学术机构成员的历史档案；研究横跨晚清、民国与当代三个历史阶段，以详实的数据勾连起中国近现代以来科学精英群体与其时代背景的演变脉络。在横向上，研究不仅涵盖中国大陆及海外华裔学者，亦覆盖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学者。鉴于中国两院的多数外籍院士长期居于国外，本研究从比较、流动与学术交互的视角，提出了具有原创性的见解。

这是一项跨学科合作研究，深入剖析了中国学术界在人才构成上的本土化与包容性发展趋势。对此，《自然·人类行为》（Nature Human Behaviour）期刊编辑指出，作者“测度120年来的学术交互，发现了海外受教育学者比例下降的证据”。

该项研究指出：

“尽管全球化持续推进，具有海外最高教育背景的学术精英比例却在下降。与此同时，来自中国西部地区的学术精英以及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全球南方’）的外籍院士的比例则逐渐提高。此外，部分海归学术精英在回国后出现了科研产出下滑的情况。这些趋势反映出学本地化的转向，并对中国人才战略中的唯贤是举、学术流动以及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

具体到本土化与在地化方面，研究进一步指出：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可辨的学术本土化趋势，即便在中国愈发深入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也是如此。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精英学者主要由出生于沿海地区、并拥有海外教育背景的学者构成。随着中国在学术领域的愈加本土化，院士群体中留学归国成员的比例正呈下降趋势。中国与西方的脱钩或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科学的内向转向。这一趋势很可能在长期持续，尤其是在美国对中国学生和学者（特别是 STEM 领域）实施严格签证政策的情况下。”

作者进一步指出，尽管过去120年间中国与世界的学术交流在全球化进程中曲折前行，但中国学术精英中从海外获得最高学位的“海归”比例整体呈下降趋势。尤其在当代，毕业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麻省理工等英美顶尖高校的学者比例明显下滑，而毕业于本土院校的学者比例则整体上升（见图1）。在外籍院士方面，来自欧美国家的学者比例亦有所降低（见图2）。

图1：中国学术精英最高教育背景。Fig. |The Highest Education Received by Regular Members of Chinese Academies.a. 5-year average by birth year. b. 5-cohort average by year of election. CN: China; JP: Japan; US: United States; UK: United Kingdom; EU: Continental Europe excluding RU; RU: USSR or Russia; HHI: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Elites: Percentage of academics with the highest degrees from Harvard, Yale, Princeton, Stanford, MIT, Caltech (HYPSMC), Oxford, Cambridge (Oxbridge) universities. c. Network. Point size and line weight indicate the number of academics.

图2：中国两院外籍院士地理分布。Fig. |Geographic Distributions of CAS & CAE Foreign Members.a. Network of foreign members elected before 2010 (HHI = 0.368). b. Networks of foreign members elected after 2010 (HHI = 0.229). c. HHI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clustered by citizenship country. d–g. Average (d) citation, (e) H-index, (f) normalized citation, and (g) normalized H-index (field normalization by percentile ranks) of foreign members elected in the last five years (2018–2022) by citizenship region. Developing n = 8; Developed n = 83. Error bars are standard errors clustered by academics. P-value: tests are two-tailed. *** p < 0.01, ** p < 0.05, * p < 0.1.

02 西部院士正在增加

除了院士群体的本土化趋势之外，该项研究的数据还揭示了另一个令人欣慰的现象：来自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的院士比例正在稳步上升。

论文中提到：

“来自代表性不足地区——即中国西部地区和全球南方——的学者在中国精英学者群体中的代表性不断上升。换言之，中国国家学院的包容性政策使院士来源地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平等相对降低乃至消失。院士遴选中的一项核心原则是防止形成‘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总体而言，这些努力相互关联并彼此强化，促成了对学术发展失衡的一种温和但复杂的修正，并凸显出院士制度在知识积累和推动知识赶超及创新之外的制度功能。”

作者还指出，来自胡焕庸线（即黑河—腾冲线）以西的院士潜在候选人（见下图）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籍院士潜在候选人，正日益获得充分关注。这一趋势在文献计量学数据与现行院士选举办法中均得到印证。此类倾斜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避免了发达地区与国家的学者群体在选任过程中形成“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也成为当前院士制度在包容性与区域均衡性方面的重要体现。

图3：中国学术精英隶属机构分布。Fig. 3|Chinese Academies’ Regular Members by Places of 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s.a. 3-cohort average by affiliate location. HHI: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b. Birth–affiliation mobility, cumulated over 1999–2022. Provinces are coloured as affiliation contributors (deep; affiliation/birth ratio ≥ 1) and minor (< 1)/major (< 0.5) birth sources (light). Line weights exhibit the intensity of province-level mobility (only those > 1 are exhibited). c–d. Average (c) H-index and (d) normalized H-index (field normalization by percentile ranks; See Methods: Data Process) of members elected in the last five years (2018–2022) by affiliated location (divided by the Hu Huanyong Line). West China n = 31; East China n = 198. Error bars are standard errors clustered by academics. P-value: tests are two-tailed. *** p < 0.01, ** p < 0.05, * p < 0.1.

正如论文作者所言：“通过利用原始数据生成的长时段图景，这项研究进一步与关于中国科学精英、技术创新以及学术发展领域的不断增长的相关研究对话”。

在实践层面，回顾过去120年间中国院士群体构成的结构性演变，该研究将“有望为人才管理、科研奖励体系以及知识创新规划等政策制定与决策提供有益的启示。这些启示不仅适用于作为全球新兴科技强国的中国，亦具有更广泛的国际参考价值。前瞻性的反思也将揭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学术交流与科学家流动背后新的结构性维度。”

正如一位审稿人所指出的：“鉴于部分既有研究只强调对精英人才的需求，却忽视了人才流动的过程，本研究的发现与学术发展、科技政策等方面的论证休戚相关。”

而另一位审稿人则称该研究的发现“有趣”且“极具吸引力”，因为“文章重点关注院士的地理来源，对其出生地及受教育国家和省份进行了系统整理。分析结果突出了若干有趣的现象……中国科学发展的主题本身就非常值得探究，并且作者在文中多次提及并强调与研究结果相关的文化与历史因素，让我相信这些分析与发现对普通读者也会有相当的吸引力。”

文章全文、审稿意见书以及作者答复书可见文章线上网址：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2-025-02366-4?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nathumbeha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