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运：回忆我与郑老相处的岁月

1981年时的南开大学主要校领导在一起，左起：王凤山、张再旺、杨石先、吴大任、崔希默、滕维藻、郑天挺、胡国定

郑天挺教授是深受学界爱戴的教育家和明清史专家。他一生的业绩一半在北京大学，主要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半在南开大学，是在1952年以后，大约各有30年时间。在南开大学，他先任系主任，后任副校长。我曾任系助理，协助郑老在一起工作很多年。郑老大我25岁，是我的长者和老师。为了历史系的发展，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有快乐，也有悲伤和痛苦。不管怎样，现在看来，付出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我熟悉郑老的名字是在1952年他来南开之前。当时我奉组织之命，到沙滩北京大学灰楼听取北大方面介绍郑老的情况，以便做好迎接与安排诸事项。接待我的同志讲，他们不愿意郑老离开，郑老一走，北大的明清史就没人讲了，只有商鸿逵一个人，还不是专搞明清史的。这完全是出于人事安排，因为燕京大学合并到北大，翦伯赞被确定为历史系主任。这几句话给我印象极深。

郑老来到南开，心情是愉快的。这里他的熟朋友很多。历史系有好几位教师都是他在西南联大的学生。大家都希望南开历史系有更好的光景，在各大学中引人注目。郑老深知自己所负使命的重要，为历史系发展呕心沥血。

郑老来南开的时间大约在1952年10月左右。这一年院系调整，各校开学均较晚。我和郑老第一次见面是在第一教学楼会议厅开会休息时，郑老对我讲，你就是写《民族英雄——史可法》的那个魏宏运?我读了你在《历史教学》上的文章。接着对我予以赞许和鼓励。一位大学问家的三言两语对一个初入学界的青年人常常起巨大的促进作用。从此以后，我和郑老接触日多，可以说是朝夕相处。我经常向郑老请教。开始几年，郑老安排我在外系讲中国通史。后来我从事中国现代史教学，也是郑老安排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历史系教师仅十余人。郑老特别关心教师水平的提高。对我们三个年轻人陈(北大毕业)、赵树经(辅仁毕业)和我的培养，一是早上讲台，在实践中锻炼；一是让雷海宗先生给我们讲两周至两汉的历史，课堂就在雷先生的家中，郑老、王玉哲、杨志玖诸师也来参加。对其他教师则采取集体讨论讲稿的方式或课前试讲的办法，来保证教学质量。教研组不知因此开了多少会。学习研究历史必须具有良好的外文基础和古汉语知识。郑老和我商量，提出要攻克这两座大山，我们在不少场合都强调这一主张。没想到，后来这竟成为我们反对马列主义的“罪状”。现在很多人都后悔当初没有学好外文。1958年“左”的思潮已经很严重，颇有愈演愈烈之势。到处都在“拔白旗”,正确的东西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老师指导学生也被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一年级刚入学的学生给四年级的学生写讲义受到称赞。郑老和我都为此感到担忧。然而我们是批判的对象，无发言权，只好窃窃私语。郑老常讲教师为人师表应严格要求自己，他对个别教师放纵自己始终持批评态度。

为了办好历史系，郑老常常带我去北京。有时是聘请师资；有时是走访名人，请教教学经验；有时是参加学术谈论会。我们多次访问过翦伯赞、吴晗、郑振铎、沈从文、单士元等人，并请吴晗、白寿彝、沈从文、陈翰笙等人来校作过演讲。郑老与诸名人私交甚笃，与他们什么都谈，颇为亲切。和名家接触，听他们自由自在地谈论学术思潮，是很有意义的，我从其中学到很多很多。

郑老时刻关心南开历史系的成长。1961年他暂时借调到北京，和翦伯赞共同负责编选中国通史参考书目。翦老当时写出研究历史问题的十几条意见，尚未公开发表，郑老见到后，随即带回天津，让教师学习。“四人帮”倒台后，郑老希望南开历史系尽快恢复正常秩序，他认为办学应有自己的特色，从历史上看，北大和清华各有自己的长处，譬如清华注意外文，就应该学习。我们也应严一些，不能松松垮垮，马马虎虎。当时开始招研究生，系里订出“双七十”标准，经系务会议研究通过。郑老谈到西南联大录取是很严的，总得有一个高标准，差一点也不行，南开历史系应该有个好的学风。后来“双七十”标准受到教育部的肯定。

出于对学术发展的考虑，郑老和我商量，创办了《南开史学》。这一名称，我们商议了多次，最后才确定下来。

郑老有高尚的情操。他总是教育大家要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他厌恶浮夸风，工作总是脚踏实地。他善于团结老师，化解矛盾。他因在北京编书得到1600元的稿费，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他硬是不要，说国家给他薪水，不能拿双份，把钱全部捐给了系里。我和系办公室主任于可商量并征得郑老同意，用这笔钱购买了《东方杂志》,这套刊物现在是南开最完整的一套，利用率很高。

郑老自己的生活总是很简朴的。他长期住在东村的一间平房中，不知有多少次他和同学谈话，耽误了吃饭时间，自己就去八里台买几个烧饼充饥。

郑老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对一切都处之泰然，很少动怒，即使在“文革”中他受到那样的迫害。而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很平静地讲，最难忍受的是人格的侮辱和资料的损失，这足以说明他的气度。“文革”前，他被借调到中华书局标点《明史》,“文革”开始后，这一工作中断。1971年，中华书局再次调他去，可南开历史系未能同意，剥夺了他的权利，这是令人痛心的。后来中华书局的李侃、赵守俨来南开，谈及此事，郑老也只是淡淡地一笑而已。

我和郑老相处30年，他的学问、办事和为人无不令我钦佩。年龄之差没有阻隔我们的情谊，可称为忘年之交。郑老丰富的阅历也是我的教科书。他经常谈到自己的家庭以及他的事业，在我听来简直就是生动的近代史。比如他讲到小时候的监护人梁漱溟；他曾在马叙伦、蒋梦麟的手下工作，后来辅佐胡适管理北京大学；他敬佩李大钊的道德文章，曾代表北大将李大钊的遗体安葬在香山公墓；他着力研究清史，所著《清史探微》一书于1947年已被译成英文，在我国香港、美国印行；他拟订的明清史大纲，新中国成立以前为北京各校采用，等等。

郑老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有有形的，有无形的。现在都在起着作用，正值他百年诞辰之际写出以上几点，作为对郑老深切的怀念。

原载《南开学报》,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