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扇忘了拉起的窗帘
下午六点,楼下准时传来咳嗽声。不是普通的咳嗽,是那种从胸腔深处掏出来的、掏空了之后还要再掏几下的干咳。我知道,那是503的老李五十岁,上个月查出了肺癌晚期。
我靠在窗边,看着小区里人来人往。遛狗的年轻人戴着耳机,目不斜视;几个孩子追着一个发光的皮球;远处广场舞的音乐准时响起。老李的咳嗽声在这片喧嚣里,像石子投入湖面,漾开一圈涟漪,然后迅速消失。没有人停下脚步,没有人抬头看一眼那扇窗。
我也一样。我只是看着,然后在心里想:现在的人,是不是已经不在乎生死了?
一周前,我在电梯里遇见老李的爱人李姐。她手里拎着菜,塑料袋里露出一截山药。我们寒暄了两句,她说老李最近胃口不好,想炖点汤。电梯从五楼下到一楼,短短十几秒,谁也没提那个病。她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慌。
昨天傍晚,我又听到了那咳嗽声。这次持续了很久。我走到窗边,看见老李家的窗帘没有拉。他坐在靠窗的椅子上,侧对着我。夕阳正好照在他半边脸上,把花白的鬓角染成金色。他手里拿着什么,仔细看,是一个相框。他就那样坐着,一动不动,像一尊正在风化的雕塑。
楼下传来孩子追逐的笑声,快递员打电话的声音,电动车驶过的声音。这些声音包裹着那扇窗,包裹着那个一动不动的人。世界忙着自己的忙,热闹着自己的热闹。
然后,李姐出现在他身后。她没有说话,只是把手轻轻搭在他肩上。老李还是没动,但另一只手抬起来,覆在了她的手上。就那么几秒钟,李姐转身离开了窗户。老李放下相框,开始慢慢地、很费劲地拉开窗帘——拉到一半,似乎用尽了力气,停在那里。
那半开的窗帘,就这样挂了一晚上。
今天早上,我发现窗台上多了一盆绿萝。是新搬来的,叶子还带着水珠。傍晚时分,咳嗽声再次响起时,我看见老陈正伸手去触碰那些叶子。他的手指在叶片上停留了很久,好像在确认什么真实的东西。
我突然想起上个月,小区门口的水果店老板娘突然说:“最近草莓不错,要不要带一盒?”我说好。她一边装盒一边很自然地说:“503的老陈喜欢草莓,他爱人昨天也买了。”
菜市场卖鱼的大叔,会在李姐来的时候,默默把最鲜的那条留出来;保安老张傍晚巡逻时,会有意无意在503的楼下多站一会儿;就连那个总在小区里飞奔的快递小哥,到了这栋楼前,也会放慢车速。
没有人谈论生死。没有人说那些“坚强点”“会好的”之类的话。大家只是继续着生活,只是在草莓上市时记得有人爱吃,只是把车骑得慢一点,只是在窗台上放一盆好活的绿萝。
也许,我们不是不在乎了。而是太在乎了,在乎得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于是那些在乎,变成了半开的窗帘,变成了记得一个人爱吃草莓,变成了傍晚时分在楼下多站的那两分钟。它们细小琐碎得几乎看不见,却又结实得能够接住一个人坠落时的无声。
老李又开始咳嗽了。这次,楼下的几个老人停下脚步,抬头看了一眼。就那么一眼,然后他们继续往前走,只是脚步似乎慢了一点。
窗台上的绿萝,在晚风里轻轻晃了晃叶子。
原来,在乎是可以沉默的。在所有的不知如何是好里,在所有的无能为力里,我们依然在用一种笨拙的方式,拉住彼此的手。用一盆绿萝,用一盒草莓,用半扇始终不肯完全拉上的窗帘——那半扇漏进来的光,就是我们在深夜里,能给彼此的全部慰藉。
生和死都太大了,大得让人失语。所以我们学会了在乎那些小的、具体的东西。在乎今天的咳嗽是不是轻了一点,在乎黄昏的光照在谁的侧脸上,在乎那盆绿萝明天会不会长出新叶子。
在乎,就是记得。而只要还有人记得,生命就还没有真正离开。它在半开的窗帘间,在草莓的香气里,在所有欲言又止的黄昏里,继续它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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