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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00后的第三代农民工,他14岁辍学踏入社会,17岁外出打工,四五年间辗转多座城市,在进厂与离厂之间反复横跳,藏在这份漂泊背后的,是生计的奔波、成长的迷茫,更是对生活的朴素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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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22岁的他,又一次走进昆山的电子厂,每天深夜上班、清晨下班,在机器环绕的岗位上检查七八千个扬声器焊点,枯燥到靠自扇巴掌、哼歌打发时间,对他而言,进厂从来不是主动选择,而是没钱了的无奈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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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窘迫时甚至要向陌生人借烟,靠面包辣条白开水熬一个月,不进厂的时候,他大多从事服务行业,但要么因工期结束、工资太低,要么因太累想换环境,始终无法稳定下来,这种“不稳定”,成了他漂泊生涯的关键词。
导演用籍籍无名为他的故事命名,而这四个字,恰恰精准概括了无数像他一样的第三代农民工的状态,在城市的角落里奔波,没有固定的归宿,却在努力活着,了解了他漂泊的打工轨迹,我们更能理解这份反复背后的无奈,而这份无奈背后,是生计与责任的双重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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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时,母亲凑首付给他在县城买了房,每月1600多的房贷,成了他不得不奔波的重要原因,他曾和母亲开玩笑,想把房子卖掉换潇洒,却被母亲一句还好给你买房,不然啥都落不下点醒,这份看似“束缚”的责任,其实是母亲对他未来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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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了他漂泊中的一份牵绊,除了房贷,家庭的压力还藏在细节里:母亲打两份工,中午只吃五六块钱的快餐,舍不得吃零嘴,这些他都看在眼里,而在个人生计与家庭责任之外,他的社交与选择也受限于漂泊状态,四五年间频繁换工作、换城市,让他很难交到长久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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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抱怨命运,反而认同麻绳专挑细的断,厄运只找苦难人,但更要自己努力,明白农村出来的人只要努力也能有好成果,他对下一代的期许更显直白:如果以后有孩子,一定要让他正常上个大学,最起码有美好的青春回忆。
这份期许里,藏着他对自己过早辍学经历的遗憾,也藏着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朴素认可,而在与纪录片导演的相处中,他虽清楚彼此消费观不同,却也接纳这份“被记录”,甚至觉得“籍籍无名”的题目很贴合自己,承认自己的渺小,却也在努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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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更该看到,在这份漂泊与反复中,他们不抱怨、不躺平,用自己的方式对抗迷茫,用朴素的努力承担责任,籍籍无名不代表毫无价值,每一份为生活的奔波都值得被看见。第三代农民工的漂泊心事,本质上是时代发展中个体的成长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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