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3000的班主任兼宿管贾霞的6年刑，能扛下学校的安全大锅吗？

前两天我和朋友出去玩了几天还参观了几个名牌大学，途中，作为班主任的我的朋友们就不停的和我说河南班主任贾霞被判刑的事。昨天回来之后，我看到关于贾霞老师的事依然在热搜上。

因为这件事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那位班主任实在是太冤了。

最后观察者网都看不下去了，周三晚上发文说:“让基层执行者为顶层的失职买单，只会寒了教育工作者的心”。

而到了周四的时候，针对网络铺天盖地的质疑对58岁的宿管贾某判刑量刑是否过重，澎湃新闻披露了判决书的量刑依据回应了大众的质疑：

这件事发生在2024年1月19日深夜。当天晚上20时29分，河南方城英才学校宿管员兼班主任贾霞，带领33名学生进入宿舍楼的305宿舍。21时54分，贾霞喊3名学生去西侧公共卫生间上厕所，学生返回宿舍后贾霞上床入睡。随后又有其他学生自行出门上厕所，一名学生被扰醒后，在床上抠指头、捡笔芯、玩玩具。22时45分许，该学生发现自己被子上有根线头，就摸出枕头下的打火机去烧那根线头，结果引燃了相邻床铺上的袋子和里面的衣服。该学生一看着火了，急于把火扑灭，但火越烧越大，急忙喊另一名学生，接着去喊在宿舍西门口已经睡着的贾霞。而此时已有学生醒来逃生。大火燃起时，就住在305宿舍的贾霞从睡梦中被喊醒，她在浓烟里嘶吼着引导学生逃生。

而在此期间，因为学校属于长期违规办学，办学场所不符合要求；烟雾报警器没电，未能及时报警，导致众人延误了最佳逃生时机；事发时起火建筑屋顶水箱和室内消防栓无水，无法发挥初期火灾扑救作用；所以，当众人开始救火的时候，结果发现，消防栓没有水，大家只能用脸盆、灭火器、水管进行灭火，而众人想冲进宿舍救火，但因为火势太大，浓烟滚滚，所以外面的人已经无法进入，而火灾发生15分钟之后，他们才想起来报警，但此时火势已经发展的不可控制，结果，13个鲜活的生命永远离开了，4个孩子也受了伤。其中，一人重伤。

经调查实验，起火后约12分30秒发生轰燃，形成全室燃烧。经检验鉴定，13名遇难人员均因吸入高温有毒烟气致死。

判决书显示，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包含：宿舍人员密集，疏散逃生条件差。事发当晚，原本规定只能住10个人的305房间结果住了34人，超标240%。床铺设置过于密集，上铺学生须爬梯下床，下铺学生须从床尾爬出。起火房间有2个疏散门，东侧房门被床铺堵挡，中间床铺起火，部分学生只能穿过着火区域从西侧房门逃生。

一审判决书显示，那个逃生的东门就是宿管员老师贾霞给堵住的。而校领导检查时也发现了这个情况，但为了方便老师管理宿舍，于是他就没有责令贾霞打开那个被堵的房门。而被害的学生主要就是睡在被床堵住的东门附近的学生。

判决书还显示，贾某供述称，没有对305宿舍每个学生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检查，这是她本人的疏忽大意。而且，她自己也不知道按规定标准宿舍应该住多少学生。

关于救援，贾霞说，起火时自己被人喊醒，看到宿舍南部中间的窗子附近着火了。她赶紧起床后喊学生起来，接着跑出宿舍，在门口喊隔壁的另一个老师，然后又拿着宿舍门口灭火器想要灭火，而在她拔灭火器销子时隔壁老师过来了，于是她就把灭火器交给了这个老师。然后她就给校长徐向阳打电话。她说，“我被吓瘫在地上，没有力气站了，只能喊学生出来。”

判决书显示，多名学生证言显示，自己是被贾老师喊醒后跑出宿舍，同时看到贾老师在宿舍里面喊，后来又趴在宿舍门口喊，带着哭腔。有学生证言称，自己跑出宿舍，看见贾老师在过道蹲着，问屋子里还有谁，他说还有好朋友张某某，贾老师让其进入到火场去喊张某某，贾老师没有到宿舍内去救援同学，其左手、右手及右上臂被烧伤。

证言显示，被贾某要求进入宿舍去喊张某某的学生，和张某某有短暂交流，不过，最终张某某未逃出宿舍而遇难。从这位学生能够出来，可见当时有一定救援条件，贾某作为成年人和宿管，却让一个未成年人进入火场救人，已涉嫌故意伤害。

2025年12月19日，法院最终以“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学校实际控制人李宇有期徒刑七年，判处校长徐向阳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而那个班主任贾霞被判有期徒刑六年。

而这个判决的披露，虽然看似尘埃落定，但公众的愤怒与不解依然维持在了一个沸点。大家的焦点几乎全部集中在那位58岁、月薪仅三千、在火海中呼喊着疏散学生的班主任兼宿管贾霞的身上。

有人说：原来是她之前为了方便堵住了一个房门才导致一些孩子没办法跑出来的啊！那她被判了六年确实不冤。

但更多的人依然表示：一个月薪仅三千的基层教师，在每月到手微薄薪资的情况下，承担着远超职责范围的工作；在火灾发生时，她在极度恐慌中，她的反应可能不够专业，但她的本能是救人而不是逃避以及害人。

所以，大家的愤怒，从来不是否定“贾霞有失职”，而是质疑“为什么失职的人里，她要扛这么重的责”；大家不是要为贾霞的失职进行开脱，而是在为一个荒谬的等式感到刺痛：一个掌握全部办学决策权和资金支配权的老板，与一个连消防栓都没钱维修的基层教师，在刑期上竟只差一年。

法院的判决逻辑是清晰的：贾霞作为班主任和宿管老师，明知宿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既未整改也未报告，构成“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

但这个判决书与公众认知之间，似乎存在着一道刺眼的裂痕：

与判决逻辑相比，大众看到的全是基层教师的无力感：

首先，“明知隐患”不等于“能整改隐患”。判决书里写得明明白白：305宿舍住34人，远超“不应超过10人”的标准；屋顶蓄水池无水，消防栓成了摆设；除了被熏黑的烟感器，没有任何其他消防设施。可这些问题，哪一个是贾霞能解决的？她能让学校把宿舍拆了再加床吗？能自己掏腰包给消防栓加水吗？能要求学校安装喷淋设备吗？答案都是不能。她的权力，仅限于“管学生睡觉、查学生纪律”，连“堵宿舍后门”这种事，校领导都知道却“为便于管理不制止”——当管理层把“管理便利”看得比安全重要时，贾霞的“明知”不过是“被迫知情”，她的“未整改”不过是“无权整改”。

这就是科层制最残忍的一面：顶层决策失误是“战略考量”，中层监管失职是“工作疏忽”，基层执行妥协就成了“刑事犯罪”。顶层可以把“利润”放在第一位，中层可以把“便利”放在第一位，唯独基层，必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哪怕你手里没有任何保障安全的权力。

更讽刺的是“未报告”的指控。贾霞说“校领导经常查寝，堵门的事他们都知道”，校长徐某阳也承认“知道她用床顶门，没责令打开”。这说明什么？不是贾霞没报告，而是报告了也没用——或者说，她的“报告”根本不需要走书面流程，因为管理层早就默许了隐患的存在。在很多基层学校，“报告隐患”的流程是这样的：老师发现问题→跟领导口头提→领导说“知道了，先这样”→问题搁置→出事后老师被追责“未报告”。这种“选择性失明”的管理层责任，最后却变成了基层教师的“失职罪证”，这公平吗？

在现如今的基层教育领域，上层把决策权牢牢攥在手里，把责任层层下压；中层把管理权握在手里，把风险层层转嫁；到了基层执行者这里，只剩下无限的责任，却没有一丝对应的权利。贾霞就是这个科层链条的最末梢，也是所有风险的最终承接者，却也是整个体系里最没有话语权的人。法院说她“未及时报告”，可谁能证明她没报告？就算报告了，在层层推诿之下，在没有任何整改动作之后，难道要让一个基层教师去对抗整个管理层？

还有“未检查打火机”的指责。判决书里提到“多名学生说平时贾某会检查学生物品”，但也有人指出“老师要保护学生隐私，不能随意翻包”。

于是，贾霞就陷入到了一种职业的死循环当中了，而这也是千万基层教师每天都要面对的两难困境：一个班主任兼宿管，要怎么在不侵犯隐私的前提下，查出学生藏在枕头下的打火机？是每天搜身，还是翻遍学生的书包、衣柜？可问题是，教师有权搜查学生的私人物品吗？从法律层面讲，教师没有强制搜查权；可如果不搜查，一旦学生携带火种、管制刀具引发事故，教师又要被追责“监管不力”。一边是法律红线不能碰，一边是责任大山不能卸，基层教师活成了风箱里的老鼠——查是违法，不查是犯罪；管是越界违法，不管是失职。

这种“责任无限化”与“权力有限化”的悖论，不是贾霞一个人的困境，而是整个基层教育的通病：我们经常是让拿三千月薪的人，解决需要三千万才能搞定的安全隐患。我们总是要求教师成为无所不能的超人，却不给他们成为超人的权力；我们要求教师守住所有安全底线，却不给他们守住底线的工具。

这种“有责无权”的处境，让基层教师成了校园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成了“最容易被突破的防线”。

更讽刺的是，“责任下沉”往往伴随着“待遇不上浮”。像贾霞这样身兼班主任和宿管的老师，在很多县域学校非常常见，他们拿着一份工资，干着两份活，薪资水平却远低于管理层。而贾霞身兼班主任与宿管，这本身就是一个畸形的产物，是现如今民办教育压缩成本的极致算计的畸形产物。

评论区就有老师留言说：“我也是班主任，月薪四千，每天从早6点忙到晚11点，安全隐患跟领导提了无数次，没人管。现在看到贾霞的事，我真的非常害怕。”

网上对这件事有一个非常扎心的评论——“她唯一的错误是没死在火灾里”。这句话之所以引发巨大共鸣，正是因为它撕开了这种结果的不公：仿佛唯有贾霞殉难，才能自证清白与尽职尽责似的。

于是，我们发现这里藏着一个最残忍的逻辑：基层执行者的“功”，永远是本分；基层执行者的“过”，永远是原罪。你救人，是应该的，是职业要求；你没堵住隐患，是失职的，是犯罪。可没人问，基层执行者凭什么能堵住所有隐患？凭3000块的月薪，还是凭“无权无势”的身份？

我们把教师当成了‘全能保姆+安全卫士+道德楷模’，却只给了他们‘服务员’的薪资和‘螺丝钉’的权力。

你跟领导说“宿舍超员太危险”，领导说“知道了，先这样，生源要紧”；你跟领导说“消防栓没水”，领导说“知道了，先凑合用，资金紧张”；你跟领导说“东门堵了不安全”，领导说“知道了，方便管理，就这样吧”。所有的口头报告，都成了“你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但就是不改”的默契。可一旦出事，领导会说“你没书面报告，我不清楚”，会说“你没坚持反映，我没重视”，最后所有的责任，都成了你的“未及时报告”。

而贾霞的遭遇，像极了无数基层从业者的缩影：干得好，功劳是上层的；干得差，责任是自己的；出事了，自己就是那个被推出去平息众怒的替罪羊。

所以，尽管判决书关于贾霞的量刑依据被披露了出来，但公众依然无法接受。

因为，贾霞的供述是“被吓瘫在地上，只能喊学生出来”，学生证言说“她在浓烟里嘶吼着引导逃生”。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一下：一个58岁的老人，在深夜被大火惊醒，面对33个惊慌失措的孩子，她的第一反应是“喊学生逃生”，而不是“先打119”，这有问题吗？

判决书说她“没有进行有效组织疏散”和“延迟报警15分钟”。而这15分钟，贾霞其实是用于了优先通知手握应急预案和资源的校长，而校长却没有做出响应。

于是，这里就隐含着一个非常残酷的职场伦理：执行者在危机中，首先遵循的应该是组织程序（上报领导）呢？还是最有效的公共应急程序（直接报警）呢？而现实的残酷就是：当贾霞遵循前者而被后者追责时，她所忠诚的系统，反而成了指证她有罪的最直接的证据。

所以，在整个事件当中，判决书显示，贾霞对火灾的应对确实存在专业上的不足，但大众看到的是基层教育工作者的困境与挣扎。

我们没有任何人要否认贾霞的失职，我们无奈的是，这样的宣判结果，和老百姓朴素的正义、善良、价值观相去甚远，这非常容易将引发全社会的道德滑坡，也势必将引发教师群体的恐慌和焦虑。

因为，当系统通过惩罚一个贾霞，来宣告“现场第一责任人”的无限风险时，这势必会让一线教师无比恐慌，因为，我们一边用“春蚕”“灵魂工程师”的圣洁词汇将教师捧上神坛的时候，另一边，那几百块钱的班主任费，可能意味着，一个老师是要用自己的余生去赌整个系统的溃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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