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伯乐其实是很难的

伯乐善于相马，很多千里马都被他看出来。韩愈在《马说》中写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其实，当伯乐是很难的。

伯乐善于赏识千里马，让千里马发挥出“日行千里，夜走八百”的能力，却偏偏自己不被赏识，或者说伯乐只能把千里马选拔出来，训练好，送到需要千里马的人手中，主要还是送到王公大臣手中，而伯乐却做不成王公大臣，只能算个养马的。既然是养马的，就要尽职尽责，应该善于发现马群中的千里马。可是伯乐经常被权贵摆布，并不能完全发挥自己的特长。有时候权贵要带着伯乐去相马，看中了一批非常好看的马，就说这匹马是千里马，还要伯乐来鉴定。那么伯乐就一定要附和权贵来说话，说权贵真是慧眼识英，一眼就相中了千里马，比我伯乐还要厉害。这样说了之后，权贵非常高兴，就要赏他几两银子，算是伯乐拍马屁获得的结果，而只有伯乐自己知道，那样的马根本不是千里马，只不过外表长得漂亮而已。千里马不是漂亮的马，而是脚力好的马，有耐力，骨骼清奇，跑起来很快，而不是有漂亮的马鬃，漂亮的马毛，跑起来很优雅。当很多权贵都拉着伯乐去相马的时候，伯乐就被摆布了，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只能顺着权贵说，当然会获得不少银子，还可以开馆授徒，但不能说真话，一旦说了真话就会被打击，甚至连马厂都要关闭了。最让伯乐感到难做的并不是这样的事，而是权贵总是支配伯乐，让伯乐去干一些别的事。

有的权贵让伯乐上了马之后，就让他去喂猪，有的还让他挑水浇菜，把他当成一个农民来使用。时间久了，伯乐就喜欢喂猪和种菜了，认为像马不是什么好事，或者说没有太大的前途，还不如喂猪种菜来得实惠，就是种种粮食，也能有口吃的，而整天相马，除了拍马屁获得几两银子，就没有什么独立的个性了，或者说不能说真话是很难受的。于是伯乐就要告老还乡，不在城里住了，要回农村。权贵当然要挽留一番，却最终还是让他去了，只当是让他上山下乡，接受一番锻炼，等到他后悔的时候，再让他回到城里。伯乐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感觉风光很好，可是他不会种地，就像归隐的陶渊明一样，不会种地，总是靠亲朋好友接济来生活。时间久了，伯乐就觉得农村生活不好，写信给城里的权贵，想要回到城里去，继续为权贵相马。而这个时候，权贵却不肯轻易让他回来，让他服从当地的领导指挥，还要带着当地领导开的介绍信，才能返回城市。这个时候伯乐没有办法，因为他已经身无分文，即便会相马，也不能因为相马而获得钱财，甚至他身边没有一匹马。他只能请求村长开个介绍信，可是村长并不是那么好求的人，伯乐不得不砸锅卖铁，买了两瓶好酒，送给村长，还要让自己的媳妇儿陪村长过一夜，村长才给他开了介绍信。

他带着介绍信回到了城里，又给权贵相马了。他更善于拍马屁，也更善于伪装自己，赚了钱之后，派人惩治了那个村长，却仍然觉得自己犯了大错误，就不应该离开京城，不应该到农村去。可是当时他总是犯了知识分子犯的毛病，不知道头脑里哪根筋错乱了，非得到农村去，摔了跟头之后，才知道“赔了夫人又折兵”是怎么回事。伯乐似乎毫无个性了，权贵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让他喂猪，他就喂猪，让他种地，他就种地，让他相马，他就相马，让他下棋，他就下棋，似乎混得风生水起，可是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不知道相马技术到底还有用没用，因为他经常附和权贵们说话，并没有把千里马真的挑出来，而是挑出了漂亮的马，其实是劣等马。只不过权贵喜欢，他就说是千里马。倘若把伯乐当成赏识和鉴定人才的人，那么伯乐就更难了，因为他赏识和鉴定的都是权贵的孩子，而真正出自民间的优秀的人才却没有被鉴定出来，而是被埋没了。权贵的孩子做了高官，成了特权阶级的人物，而来自农村的孩子即便智力非常好，也仍然去送快递，送外卖，却不会走上高位。即使农村的孩子是重点大学毕业的，也仍然不能获得伯乐的赏识，因为社会优质岗位就那么几个，已经完全被权贵垄断了，伯乐只能向着他们说，却并不能把优质岗位让给农村来的孩子。

社会就是这样结构的，伯乐不得不违心地鉴定千里马，不得不违心地赏识那些权贵的孩子，却并不能赏识民间来的优秀人才。伯乐其实很难，难以做回自己，难以说真话，倘若他真的像以前那样任着性子来，就很可能再来一次上山下乡，弄得一点脾气都没有，而他的夫人已经年老色衰，总不能再来一次“赔了夫人又折兵”吧？有时候权贵会指责伯乐，说他只知道优游卒岁，和权贵们写诗唱和，喝酒玩乐，却不顾着养马了，也荒废了相马的事业。伯乐只是笑笑，却并不做反驳，其实他心里很矛盾，他知道自己和权贵的应酬只是逢场作戏，而真正的本事是相马，还为此写了一本《相马经》。凡是千里马，在他面前走过，他一眼就能看出来，但并不能说明，而是要等着权贵来鉴定，鉴定之后，附和着权贵说就可以了，没必要非得把真正的千里马鉴定给他们。因为在权贵的眼中，他们自身是最有见识的，甚至要在相马方面高于伯乐，当然就不会听伯乐的一面之词。不然何以显示权贵的尊严和面子呢？倘若把人才比作千里马，那么赏识和鉴定的人才的人基本上不会出现了，依靠制度来赏识和鉴定，基本上更不可靠，因为权贵可以左右制度，甚至可以修改制度，让自己的子女充当人才，而真正的人才却被埋没了。

伯乐的悲哀并不在于相马的悲哀，而在于做人的悲哀，很难说实话，只能在权贵之间周旋，活得不错，但已经如同行尸走肉，失去了个性和真知灼见，致使很多千里马被埋没。还真像韩愈说的那样，“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社会就是这样结构的，伯乐也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