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林弹雨之下没有一个逃兵，老刑警们亲历的1979年铁岭柴河沿枪战

1979年7月14日凌晨5时，铁岭地区公安局接到辽宁省公安局（今辽宁省公安厅）的通报：有两男一女三名持枪犯罪嫌疑人携带两支全自动步枪、5000发子弹开枪杀人后潜逃到铁岭境内，希望铁岭警方协助缉查。

接到通报后，铁岭地区公安局迅速成立追捕指挥部，分成五个追捕组，分赴重点地段全力进行堵截抓捕。同时电话通知铁岭、开原、昌图等县公安局派出公安部队（武警的前身）迅速控制当地的火车站/汽车站及交通要道设卡堵截。

老照片：设卡拦截的公安战士

9时左右，指挥部接到铁岭县公安局的报告：“在铁岭县平顶堡公社地运所大队发现了目标行踪”。接报后，铁岭地区公安处副局长周晓民亲自带队赶往地运所大队——

他们赶到后，地运所大队供销社营业员反映：8时40分左右有两个背着枪的年轻男人带着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高个儿女人在供销社用三两粮票买了饼干和一把木梳后就朝哈大公路方向去了。

老照片：供销社营业员

周晓民眼前一亮，供销社营业员反映的这三个人的特征情况和省公安局下发的协查通报上通报的犯罪分子的特征情况完全相符。于是迅速兵分两路，一路顺着哈大公路沿途追捕，另一路前往相邻的柴河沿大队逐屋逐户进行搜查。

当前往柴河沿大队的那一路侦查员们在周晓民的带领下冒着大雨开着一辆北京212吉普车刚到柴河沿大队还没进村时，周晓民透过车窗看到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高个子年轻女人头顶花手绢，双手掐着腰孤零零地站在路边的一棵树下。

老照片：和北京212吉普车合影的民警

周晓明越看这女人越像协查通报上说明的那个女犯罪分子，于是立即拍拍司机的肩膀命令停车，车还没停稳，周晓民带着侦查员牛景奎就跳下车直奔那个女人，冲到她跟前周晓民连口气都没喘劈头就问：“你干什么的？”

这女人一看周晓民的一身警服顿时慌了：“干活儿的。”

“家住哪里？”

女人扭头随手一指附近的村庄：“就……就在那儿。”就在她扭头的一刹那，周晓民看到了头顶花手绢下盘着一根长长的麻花辫，这和省局通报中的女罪犯的重要特征。于是，周晓民给牛景奎使了个眼色，两人趁着这女人还没回头的时候一起动手将她擒获后薅上吉普车。经就地审讯，她承认她就是省局协查通报上的女罪犯——辽阳郊区东京陵公社新城大队七队社员王敏。

周晓民又问：“那两个人呢？”

王敏回道：“刚才我上厕所了，他们在哪我不知道。”

随后王敏交代：“那两个人”里头一个是新城大队民兵连的军械员凌国良（又名凌国梁），另一个是新城大队机电厂锻工徐中正（又名徐忠正）。

凌国良

凌国良曾经在部队兵工厂当校枪员，每天的工作就是试枪，看枪打得准不准；而徐中正曾任打猎队队长，两人都是新城大队民兵连的骨干，枪法极准，每次打靶训练成绩都是数一数二，此时他们手中有枪，其危险性可想而知。

老照片：使用63式自动步枪进行训练的民兵

铁岭地区公安局局长陶凌飞接到周晓民的报告后判断凌国良和徐中正不会走得太远。于是立即命令派一个小组继续在吉普车内突审王敏，其余警力继续沿公路、铁路两侧搜索凌国良和徐中正二人。

王敏面对审讯没有顽抗，而是很配合地交代了他们三人为何作案的过程，事情要从一次招工说起：

1979年4月，辽阳市墙体材料厂因扩大生产所需，向东京陵公社新城大队征用了五十亩土地，并以招工六十人作为征地补偿条件，招工条件是：18至30周岁的年轻男女，女性不得怀孕或有哺乳期的孩子。

然而这六十个名额首先被东京陵公社党委书记张文海和副书记王文录截留了十个，其中五个分给没有被征地的兴农大队干部子女，另外三个分别给了郊区革委会副主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和公安特派员“巩固阶级感情”，剩下两个给了两个曾为公社盖楼房出过力的关系户。

接下来五十个指标下放到新城大队后，被大队党支部书记赵春元截留了十个，其中大队党支部的七个成员每人一个，剩下三个留给大队的“关系户”。

留下四十个指标下到各生产队，结果还没开始评选，就又被墙体材料厂的四名干部为“开后门”占用了七个，这下引起了社员群众的普遍不满，纷纷写信上告给辽阳市纪检委和郊区纪检委，纪检委派人调查后情况属实，对张文海进行严厉批评，张文海被迫表示要“切实又切实地改正错误”，并将公社留下的五个指标退还给新城大队，连同新城大队截留的十个指标交回生产队。

然而，张文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通过给大队干部“传纸条”的方式强行“内定”人选，将原本允诺“走后门”的“关系户”非但占用了原本退回的十五个指标，又强行占用了十一个新指标。招工名单公布后，又引起了社员群众的极大不满，被“关系户”顶掉的王敏和另一个女社员不服，当面质问赵春元：“招工为啥不按条件评选？”

赵春元敷衍说：“照顾困难户。”

王敏火了：“顶掉我们的那两个一个是七队队长黄谋奇他姑娘，另一个是副队长张日华的侄女，算什么困难户？你们这不就是走后门吗？”

话说到这地步，赵春元也懒得装了，直接说：“走后门不但现在走，将来还要走！”

王敏怒急攻心，当场抽风倒地，赵春元依然无动于衷，表示：“你别用死来吓唬我！”

王敏被同伴扶回家后经亲友劝解后决定这事儿翻过去了，但没过几天，七队副队长张日华在一次下地过程中嘲讽王敏道：“有我张日华在，你们想当工人门都没有，你们爱上那儿告就上那儿告去。”

王敏破防了，和张日华大吵一架后前往公社找公社副书记王文录反映张日华的过分行为，并直指这次招工不合理。她没想到原来看上去和蔼可亲的王文录和赵春元、张日华穿一条裤子，打着官腔笑嘻嘻地回应：“怎么不合理？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就是我老头子没有理！公社管不了这些事，你回去吧！”

怒气难消的王敏在6月上旬找到男友凌国良和好友徐中正，诉说胸中愤懑，恰好这两位也因为被赵春元拦在招工的门槛外而一腔怒火没地方发泄（赵春元拒绝他们的理由是他们在春节期间参与赌博，问题是那次赌博赵春元的儿子也参加了可偏偏他却被招工了），三人一合计决定偷盗枪支，将赵春元、张日华和王文录通通杀掉，以泄心头之恨。

7月11日晚，凌国良利用掌握大队民兵连武器室钥匙的条件盗走了三支63式自动步枪和1500发子弹（另有说法是5000发子弹）并剪断了大队的电话线。然后叫自己的发小——辽阳市工程处司机穆春林开着解放卡车接上他、徐中正和王敏后到村东公路的大队部准备杀掉赵春元，但却扑了个空。原来，赵春元前一天去市里开会去了，阴差阳错的逃过了一劫。

老照片：使用63式自动步枪进行刺杀训练的女民兵

于是，凌国良要求穆春林开车带他们去辽阳市追杀赵春元，但得知他们要去杀人，穆春林阵前反悔，结果凌国良毫不犹豫地开枪将他射杀，将尸体和一支63式自动步枪以及600多发子弹埋在一片苞米地中后三人开着解放卡车向北逃窜，行至新民县时卡车没油了，他们弃车后扒乘其它运货卡车继续向北逃窜，行至铁岭县境内下车，在平顶堡公社地运所大队供销社买了饼干，王敏还买了把梳子，准备继续拦车搭乘时王敏被抓。凌国良和徐中正应该就藏身不远处，见到王敏被抓就地隐蔽——

9时30分，负责追捕的小组由铁岭地区公安局四处副处长朱德俊带领沿着哈大公路东侧的树丛搜索前进，当他们行走至距离王敏落网处约200米的位置时，两个人影从茂密的槐树丛中突然站了起来，他们正是凌国良和徐中正，两人起身后手中各端起一支63式全自动步枪以点射的模式向朱德俊等人猛烈射击。带队走在最前面的朱德俊当即身中数弹，仍忍痛卧倒拔出自己的54式手枪试图还击，但很快头部又再度中弹，当场牺牲。

朱德俊

朱德俊倒地的同时，铁岭地区公安局政治处副主任——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徐金发喊着“趴下”，奋力将站在他前方、穿着雨衣、手持56式半自动步枪的周晓民推入树丛，紧接着就身中数弹，在原地转了两圈后轰然倒地，同时中弹倒地的还有侦查员王树柏，他头部中弹，当场牺牲。

王树柏

徐金发倒地后，其他侦查员迅速就地卧倒，用手中的手枪和从铁岭地区看守所借来的56式半自动步枪还击——

当时双方相隔只有20~30米，但由于侦查员们完全暴露在公路路面上，而凌国良和徐中正藏身在槐树丛中，敌暗我明、占据地形优势，再加上侦查员手中的手枪和半自动步枪的火力完全不是63式自动步枪的对手，被压制得抬不起头。

好在抓捕组拥有从军分区调来的两箱67式手榴弹，所以侦查员们冒着对方的猛烈火力，用手枪和半自动步枪还击，掩护战友投掷手榴弹压制对方火力。

交火期间，铁岭地区公安局信访接待员尚琦（转业军人）、警犬训练员李长华（带着警犬）等人陆续赶来增援并加入枪战中，但是他们手里都只有年龄比他们都大的杂牌手枪，根本不顶什么事，所以被安排投弹。期间李长华试图放出警犬去咬对方，但一连放了三次，警犬都半路“怂”了退了回来。一年前才从部队转业的尚琦被专门安排投掷手榴弹，但在投出四五颗手榴弹后探身准备再次投弹的一刹那就被击穿头部，当场牺牲。不久，李长华也在试图投弹时头部中弹，当场牺牲。

尚琦

李长华

仅仅几分钟的对射就已经有五名警察中弹倒地，其中朱德俊、徐金发、王树柏倒在公路上，尚琦、李长华倒在路边的树丛里，其中徐金发尚有意识。为了将徐金发救下来，铁岭地区公安局强劳大队管教黄宝忠、法医柴东升、侦查员郭润轩冒着密集的子弹摸上公路，匍匐着靠近徐金发，三人合力将徐金发拖下公路。黄宝忠随后又一次摸上公路，匍匐着来到停在交火范围内的吉普车前并钻入车内，冒着中弹的危险将吉普车发动成功，将徐金发送去医院，最终因为伤势过重，徐金发依然壮烈牺牲。

徐金发

铁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警察单兴忠当时正陪着爱人从沈阳看完病回来，听说柴河沿附近正在围捕逃犯，单兴忠出于职业的责任感让爱人先回家，自己在平顶堡站下车，由于离事发地很远车辆就已禁止通行，他走了一段路来到现场，拔出自己的“王八盒子”手枪加入战斗。然而这支老掉牙的日制南部十四式手枪只开了一枪就卡壳了，单兴忠他弯腰取弹壳时腰部中弹倒地，被送去医院后抢救无效壮烈牺牲，牺牲前还在询问罪犯抓到没有。

南部十四式手枪

单兴忠

交火持续至中午，已经有六名干警牺牲，铁岭地区公安局局长陶凌飞肝胆欲裂，甚至向沈阳军区申请驻军派坦克前来助战，但坦克一时半会是不可能迅速赶到现场的，因此还得“自力更生”想办法。事已至此，陶凌飞已经完全绝了活捉凌国良和徐中正的念头，下令“死活不论”。

正在研究作战方案的陶凌飞等铁岭地区公安局领导

15时30分左右，公安部队守卫铁路桥的一个班的战士携带一挺56式班用机枪和一箱手榴弹赶来增援，但机枪只响了一声就陷入沉默，经过检查原来又是卡壳！

在紧急抢修机枪的时候，一名刚刚入伍的公安战士拿起一颗手榴弹扔了出去，结果手榴弹砸到一棵树的树干上反弹了回来，掉在地上“哧哧”冒着白烟，被眼疾手快的周晓民抓起来丢了出去，结果飞到半空中手榴弹就爆炸了，避免了一次人员伤亡。

为了保证子弹和手榴弹的供应，不少侦查员冒着生命危险、冒着密集的子弹为战友往返输送弹药（之间要经过一片开阔地和一条1米深的水渠，所以要冒非常大的危险），其中侦查员黄宝忠五进五出，柴东升四进四出——他们的努力保证了干警们的火力输出。

16时40分，公安战士手中的56式班用机枪终于修好了，然后开始“突突突”地向凌国良和徐中正用作掩体的一辆手扶式拖拉机处喷吐火舌，机枪的火力瞬间压制住了自动步枪的火力，将两人压制得无法射击。趁着这个绝佳档口，干警和公安战士们接二连三地向拖拉机方向投掷手榴弹，顿时让那辆手扶拖拉机在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被炸得人仰马翻。

17时左右，被连续投来的手榴弹炸得七荤八素且被炸伤的凌国良持枪冲出掩护的拖拉机，踉踉跄跄地向公路对面的干警们冲来，在认出凌国良后，几名侦查员当即向他连连开火，凌国良身中数弹跪倒在路面上还试图用手中的自动步枪射击，但很快有一颗手榴弹沿着路面被扔到他的脚下，一声爆炸过后，凌国良被当场炸死。

凌国良死后，拖拉机后面树丛里的枪声也停了，侦查员们壮起胆子越过凌国良的尸体向手扶拖拉机方向搜索前进，结果在手扶拖拉机身后约50米左右的树丛中发现了已经死亡的徐中正，经查验他是被多枚手榴弹炸死的。现场缴获两支63式全自动步枪以及还没打完的1000多发子弹。

自此，新中国公安史上最为惨烈的一次枪战才告结束，铁岭地区公安局以牺牲六人为代价击毙凌国良和徐中正，活捉王敏——

战斗结束后，第一个牺牲的干警朱德俊的妻子——铁岭地区公安局后勤装备处的内勤民警曹淑华在听说有同志牺牲后就开始为牺牲的同志准备崭新的警服以备料理后事。不久，参战的干警们陆续回来，她赶忙随留守众人出去迎接，却始终没有发现丈夫朱德俊的身影。

朱德俊和曹淑华夫妇（当时他们身穿的都是66式警服）

急眼了的曹淑华随机逢人就拦下问：“老朱呢？看见俺家老朱没？”却没有一个人回答她，直到不再有人回来的时候曹淑华才意识到自己的丈夫朱德俊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牺牲的朱德俊、王树柏、尚琦、李长华、徐金发和单兴忠被辽宁省革委会追授革命烈士称号，辽宁省公安局追授六人一等功。1979年7月24日，在隆重的追悼大会后，六名烈士的骨灰被安葬在铁岭龙首山革命烈士陵园。

通往龙首山烈士陵园的路上的烈士送葬队伍

事后，张文海、赵春元、张日华、王文录等人作为此次惨案的罪魁祸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以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罪名分别判处三年至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王敏作为凌国良和徐中正的同伙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很多自媒体为了流量，将击毙凌国良和徐中正归功于出动了坦克和装甲车，实际上虽然军区方面已经做好了出动坦克的准备，但实际上在坦克出动前凌国良和徐中正就已经被击毙了，因此出动坦克和装甲车击毙凌国良和徐中正纯属讹传。

此次惨案后，公安部痛感一线公安民警手中的武器都是解放战争前的“老爷枪”，又老又旧又杂，面对重火力的歹徒完全处在劣势，因此下令用54式手枪和64式手枪对公安民警手中的杂牌武器进行替换——

六位烈士的子女中有十八人子承父业从事公安工作，其中就包括朱德俊的一子二女，另有一人从事法院工作，传承着他们的父辈用鲜血讲述的荣光。

如今已经退休的曹淑华和三个警察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