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遭遗弃，三十八丧夫，四十五获大奖：她的逆转人生疗愈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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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夺得鲁迅文学奖三次，还拿过两次冰心散文奖，以及一次茅盾文学奖。他们的作品也被翻译成了许多国家的语言，在国内外都卖得挺火的。

可偏偏这样个文学天才，人生的路途却布满了波折。六岁那会儿，被妈妈抛下；到二十一岁时，爸爸也走了；三十八岁那年，又失去了心爱的人。

她将那些苦涩的悲伤变成动力，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融入到笔端中。经历了痛苦的反转，最终成为了数百万人的心灵引路人。

迟子建小时候经历过一些阴影，那段时光对她的成长影响挺大，不过她最终靠自己的坚持走出了那段阴沉。

迟子建出生在黑龙江漠河的北极村，这地方真是偏僻到极点了。她在家里排第二，头一个是姐姐，下面还有个弟弟。要是没有她，正好形成一个“好”字，所以她在家里就变成了个多余的存在。

那一天，母亲带着姐弟三人去二姨家串门。大人们的计划早已在暗中商定，只有六岁的迟子建还天真地沉浸在玩耍的快乐里。

当她满头大汗地转过身，试图向家人展示刚才的游戏成果时，迎接她的只有空荡荡的屋子和二姨复杂的眼神——母亲带着姐姐和弟弟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把她“过继”给了没有生育能力的二姨。那一刻，巨大的恐慌像漠河的冰雪瞬间冻住了孩子的心。尽管她哭喊撕心裂肺，甚至愤怒地摔碎了碗，母亲离去的背影也没有哪怕一丝停顿。

虽然在此后的岁月里，二姨将她视如己出，姥姥姥爷更是给了她无微不至的溺爱，但那种“被选中抛弃”的刺痛感，已经如同一根钢针，深深扎进了她的性格底色里。她变得敏锐而沉默，开始逃离人群，转而向大自然寻求慰藉。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大兴安岭展现出了它治愈的一面。那些矗立在寒风中的白桦林、晶莹剔透的冰溜子、在夕阳下升起的袅袅炊烟，甚至林间扰人的蚊烟，都成了她最忠实的听众。这片苦寒之地没有冻坏她的灵性，反而用独特的自然语言，赋予了她那双能看透世情的眼睛。

这种由孤独发酵而成的敏感，在1981年她考入大兴安岭师范学校后，终于找到了爆发的出口。17岁的迟子建把自己童年的孤寂与北国风光糅合在一起，写出了《北极村童话》。这篇处女作不仅是对童年创伤的一次温柔回望，更像是一封寄给文学世界的投名状。

令人惊叹的是，这篇作品竟然直接叩开了殿堂级刊物《人民文学》的大门，并且是全文刊载。要知道，那是文学的黄金年代，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能获此殊荣，足以震动文坛。

如果说童年的创伤还带着某种成长的隐喻，那么成年后的打击则来得更加直接且残酷。1985年，21岁的迟子建从师范学校毕业，回到了家乡接过父亲的教鞭，成为了一名教师。此时的她，手握《北极村童话》带来的光环，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她满心欢喜地想要把这份荣耀与父亲分享，想要用自己的成就来回报那个赋予她“子建”之名的男人。

然而，噩耗比庆功酒来得更快。父亲因病猝然离世，快得连一句正式的告别都没能留下。那一瞬间，迟子建觉得天塌了。

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剧痛，夹杂着一种莫名的悔恨与自我怀疑：是不是自己成名太早，透支了父亲的福分？如果在父亲生前能多陪陪他，多为他做顿饭，结局会不会不同？这些毫无逻辑却又无法抑制的念头，像毒蛇一样啃噬着她的心。

在随后漫长的两年里，她将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那个曾给她无限灵感的外部世界，此刻仿佛失去了色彩。直到有一天，她意识到沉沦并不能带回父亲，唯有手中的笔，或许能搭建一座通往亡魂世界的桥梁。

她把这种彻骨的悲痛全部压进了纸张里，开始以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疯狂写作。为了创作《伪满洲国》，她像个苦行僧一样埋首于浩如烟海的史料堆中，用整整一年时间，一笔一画写出了六十多万字。这部作品里的每一个角色，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透着一股坚韧的生命力，那是她用自己的痛苦喂养出来的文字。

这番呕心沥血的拼搏没有白费。1993年，她的中短篇小说集《雾月牛栏》不仅斩获了庄重文文学奖，还让她第一次把鲁迅文学奖的奖杯捧回了家。在文坛上，她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但在生活的情感版图上，她却依然是一片荒原。

随着年岁渐长，身边的同龄人早已结婚生子，33岁的迟子建却依然孑然一身，徘徊在婚姻的十字路口。不是她不需要爱，而是看过太多的悲欢，她太渴望一份纯粹而深刻的懂得。

直到1997年，命运似乎终于打算补偿这个受苦的女人。在一次不起眼的活动中，她遇见了黄世君。那时的黄世君担任着塔河县委书记，刚结束一段失败的婚姻，独自带着孩子生活。一个是拥有浪漫情怀的女作家，一个是深陷基层琐碎事务的官员，在外人眼里，这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人。

但爱情发生的时候，往往没有任何道理可讲。黄世君被迟子建身上的才气深深吸引，但他骨子里的羞涩让他迟迟不敢开口，尤其是在考虑到自己离异带娃的现实情况后，更是自惭形秽。然而，迟子建那双阅人无数的眼睛，穿透了他的身份标签，看到了一颗稳重、深情且同样渴望温暖的心。

两人之间有过一段极为动人的对话。黄世君曾问她：“如果我的脸涂满泥巴，你还能认出我吗？”迟子建回答：“你有清澈的眼睛，再厚的泥巴也挡不住。”正是这份直抵灵魂的信任，让他们在相识仅一年后，于1998年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婚姻。婚后的生活并不像童话里那样时刻厮守，两人因为工作原因常年分居两地，但这丝毫没有冲淡他们之间的甜蜜。

那是迟子建人生中最温暖的四年。黄世君不仅给了她世俗生活的安稳，更成了她精神世界的支撑者。当她从挪威归来，着手创作《清水洗尘》却陷入瓶颈、犹豫不决时，是丈夫坚定的鼓励让她放手一搏：“不要怕，试试总没坏处。”

结果这部作品不负众望，为她赢得了人生的第二个鲁迅文学奖。可以说，那几年的迟子建，脸上的线条都变得柔和了，那个童年被遗弃的小女孩，终于在爱人的怀抱里得到了治愈。

然而，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那就不是生活的真相了。命运的剧本总是写得比小说更荒诞残忍。2002年5月，初夏的风刚刚吹绿了大兴安岭，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却再次把迟子建从云端拽入了地狱。前几天还在电话里和她轻声细语商量未来的丈夫黄世君，就这样在一瞬间阴阳两隔。

当迟子建疯了一样赶到现场，触碰到丈夫早已冰冷的身体时，38岁的她彻底崩溃了。那一刻，所有的文学修养、所有的理性克制都化为乌有，她像个孩子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嚎啕大哭。这不仅是失去了丈夫，更是失去了那个唯一能读懂她眼神的人。生活仿佛对她露出了最狰狞的獠牙：让你拥有，就是为了在你习惯拥有后再狠狠夺走。

丈夫离世后的日子，是真正的至暗时刻。相比于失去父亲时的茫然无助，这一次的痛苦更加绵长且绝望。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四个月，任由泪水流淌。在那些不眠的长夜里，父亲的影子再次回到了她的梦中，那个举着冰灯的老人对她说：“蜡烛流泪的时候，火苗反而会更亮。”

这句话像是一道闪电，劈开了她混沌的意识。不久后，她在采访一起特大矿难时，目睹了那些年轻的寡妇抱着丈夫遗像哭得死去活来，看到了那些破碎家庭眼中那种要把人吞没的绝望。站在那样的苦难面前，迟子建突然感到了一种深深的羞愧——原来，个人的悲伤在众生的苦难面前，竟是如此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