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铁”是怎么炼成的？从互不信任到全天候朋友

巴基斯坦是如何一步步成为我们的“铁杆”的，这期间有很多故事，有些可能会让你有点意外。其实巴铁一开始并不铁，尤其是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更是让两国关系经历了一次严峻考验。战后巴方甚至一度怀疑：中国，真的靠谱吗？

中国和巴基斯坦1951年就已经正式建交，巴基斯坦属于比较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但在整个50年代，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远比和巴基斯坦要密切得多。这是因为，当时的巴基斯坦是美国在南亚最坚定的盟友，还加入了带有明显反华色彩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在中美关系极度紧张的年代，这就等于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

据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工作总结记载，1954年之前，巴方对中国外交人员的态度是比较冷淡的。当时两国主要是在经贸领域有一些交集，比如中国在1952年成为巴基斯坦棉花的最大买主。

两国关系开始改善，始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在会议期间，巴基斯坦总理向周恩来表示，巴基斯坦并不反对中国。在这个契机下，1956年宋庆龄以国家副主席身份率团访问了巴基斯坦，受到高规格接待。同年，军队背景的耿飚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在回忆录中耿飚说，赴任之前周总理曾专门找他谈话，要他牢记四个字：安定四邻。周总理说，巴基斯坦和我们的意识形态不一样，但并不妨碍和他们建立友好关系，有利于打破美国对中国的环形封锁。

军人出身的耿飚在到任后，很快和同样出身军界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耿飚在会议录中记录了一次他在巴基斯坦的打猎外交。有一次贺龙来访，阿尤布汗总统邀请贺龙和耿飚一起坐飞机去打野鸡。到了猎场他发现，一排灌木丛前边放着三把间隔30米的椅子，每把椅子配两把猎枪。总统坐中间，贺龙和耿飚分列左右，开始一起“坐着打猎”。

耿飚说，他在部队常用的是驳壳枪，猎枪用不惯，坐着开枪也让他感觉使不上劲，所以一个半小时才他才打了二十多只野鸡。但他看到比自己枪法好，也更会打猎的贺龙元帅也只打了二十多只，阿尤布总统则打了三四十只。他觉得，这一定是贺龙故意收敛锋芒，在外交场所“宾不压主”，表现出对主人的一种尊重。

后来，耿飚又多次与阿尤布总统一起打猎，借助这一次次的“打猎外交”，成功和总统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私人互信。他当时对巴基斯坦的判断是：尽管这个国家加入了《巴格达条约》，但并不真正敌视中国，高层也并非铁板一块，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追随美国。

然而，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本就复杂，中巴也是如此。1959之后，双方关系曾一度陷入冰点。

这一年，先是蒋介石派出的一个访问团在巴基斯坦受到了总统的正式接见，中国外交部为此提出了强烈抗议。紧接着，巴基斯坦又对中国的高原平叛行动含沙射影的指责，甚至试图推动所谓的“印巴联防”。因此，从1960年起两国关系逐步转冷。即便在中印关系开始恶化之后，中巴也并没有立即靠近。

两国关系的缓慢转折，始于1961年美国对印度的军事援助。当时美国“重印轻巴”的政策，让作为盟友的巴基斯坦颇为不满。从政府到媒体，逐渐意识到美国并不是一个可以完全依赖的伙伴，巴方开始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1961年12月16日，在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关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投票中，巴基斯坦投了赞成票，成为美国盟友中唯一公开支持中国的国家。

但两国关系真正回暖，是1962年10月12日举行的首次正式边界会谈，让双方开始恢复信任。在紧接着爆发的对印自卫反击战中，巴基斯坦军方也主动向中国提供印军情报。这时中国驻巴使馆分析认为，两国关系出现了“显著改善”，“巴与我搞友好关系，这是主流”。

1963年，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发展的关键年份，两国关系在这一年迅速升温，不仅签订了贸易协定，巴外交部长布托还突然现身北京,和中方高调签署了两国边界协议，彻底解决了中巴之间的边界问题。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总统约翰逊，不但持续降低对巴的援助规模，借以压制巴基斯坦向中国靠拢，还向印度提供大笔军事援助，这引起了巴基斯坦的激烈反对，反而让巴中走的更近。

1964年2月，周恩来、陈毅以及刘亚楼先后访问巴基斯坦，围绕中国向巴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出售作战飞机的问题展开磋商。这一系列高层互动，标志着中巴关系开始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而随后刘少奇的一段承诺，更被视为中巴关系从接触走向事实同盟的关键转折点。

根据编号为105-01927-08的中国外交部开放档案记载，刘少奇在1965年3月,阿尤布访华时这样承诺：第一，“如果印度侵略巴基斯坦，把军队开入巴境，可以肯定，我们将支持你们。那时候，就要看总统阁下和外长阁下需要我们做什么”; 第二，“印军进入中国，中国军队也可以进入印度。如果印度打巴基斯坦，中国就可以抄印度的后路去德里。

这段谈话虽非正式协议，但如今普遍被认为标志着中巴在对印问题上已达成事实上的军事同盟。仅仅半年之后，这个同盟就迎来了第一次真正的考验——那就是1965年8月爆发的第二次印巴战争。

在这场持续近五个月的冲突中，巴基斯坦能够依靠的朋友并不多。当时它在外交上已陷入孤立，英美等西方大国普遍选择站在印度一边。中国则相反，迅速向巴基斯坦伸出援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外交支持和军事援助。

据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杨公素回忆，第二次印巴战争前，周恩来及军队领导对局势进行了多轮研判，明确提出，既要兑现对巴基斯坦的承诺，也要尽可能避免印巴之间演变为全面战争。

在外交舆论方面，战争爆发后，陈毅按原定计划飞抵卡拉奇机场，没有因战事而绕行。在机场会见巴外长布托时，他公开宣布了中国对印巴冲突的三个“坚决”立场。

1965年9月7日，中国政府就印度武装进攻巴基斯坦，罕见地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明确将印度对巴的军事行动与中国的安全利益联系起来。次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递交照会，要求其立即拆除在中印边界上修建的非法工事，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开始在边境集结，并在中印边界展开了实际军事行动：驱逐印军、拆除越界工事，并重新控制了多个边境山口。

中国的一系列动作，对孤立无援的巴基斯坦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9月9日，六百多名巴基斯坦教师和学生到中国驻巴大使馆递交了一封感谢信。12 日，又有一千多名巴基斯坦各界知名人士和普通老百姓到使馆，再次感谢中国人民的支持。

在外交支援的同时，中方对巴的军事援助也同时启动。

当时，巴基斯坦陆军和空军的主要装备几乎全部依赖美国供应。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其实施军事禁运，导致战机和坦克等关键装备无法得到补充。

9月18日，罗瑞卿等解放军高层在北京与支持巴基斯坦的印尼国防部长和空军司令会谈，决定立即向巴基斯坦提供100门无后坐力炮及1万发炮弹，通过空运方式交付；同时，从中国现役部队中紧急拨出200辆59式坦克，立即启运运往巴基斯坦。

随后，中、巴、印尼三方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商定由中国提供作战飞机、教练机及相关零配件，在和田交付巴方接收小组；印尼派出一架安-12运输机协助运送，并负责培训全部地勤人员和30名巴基斯坦飞行员。

这个安排的核心是，中国提供装备和物资，印尼出面运送。巴基斯坦外事秘书阿齐兹还请求中国，在援助的战斗机上涂印尼军徽。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来自英美的外交压力。

然而，由于对印军攻势的规模判断不足，加之中巴之间隔着喀喇昆仑山脉，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直到战争结束后才陆续抵达。其中，200辆援助坦克因运输能力受限，直到战后半年多仍仅完成了一半交付。根据中国外交部开放档案，截至1966年3月，中国累计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价值数亿美元的援助，但这些支持并未对战局产生实质性的作用。

这次战争暴露出中巴刚开始合作时的一些问题：双方缺乏军事协调机制，对印度的战略判断存在失误，而喀喇昆仑山脉则成为最大地理障碍。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中方部分关键承诺未能有效落实。

战后，作为小国的巴基斯坦无奈之下开始调整外交路线，迅速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虽然对华友好仍在继续，但已经不再像1965年之前那样“全面倒向中国”。巴基斯坦上层也开始出现微妙变化，亲中派代表布托因与阿尤布总统分歧严重，被迫辞职，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阶段性下降。

这一阶段的中巴关系虽然仍维持在“友好”轨道上，但彼此之间还有一道鸿沟。后来真正让中巴同盟落地、落实的是一条路。

早在战争爆发前的1963年8月24日, 中国驻巴大使丁国钰就以周恩来总理个人的名义向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非正式提出，修建一条从中国到巴基斯坦的公路。阿尤布最初的反应是积极的, 他表示:“如有可能, 当然可以搞, 这会带来繁荣……如能修, 那很好。对于巴方在经费上的困境，丁国钰大使也表示：中国政府将予以援助。

中国提出修建公路的建议，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个兼具战略意图的“三重考量”方案：其一，是加强中巴之间的联通，初步构建海、陆、空的立体交通网络；其二，通过在克什米尔地区建设道路，巩固中巴边界协议的既成事实与合法性；其三，凸显中国在南亚的战略存在，形成对印度的威慑。

但巴方在最初的积极回应后，却表现出了犹豫。1963年9月1日，巴基斯坦方面做出了一个他们两年后深感后悔的决定，他们约见中国大使，正式拒绝了中方提出的修路建议。理由有三：一是修路的技术难度过大；二是工程成本高昂，且道路每年仅能通行两三个月，实用价值不高；三是此举可能使巴基斯坦在对印度和西方的外交中陷入被动。

两年后爆发的战争，证实了中国建议的前瞻性。战争期间巴方在体会到“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切肤之痛后，与1966年3月18日在北京和中国签署了《中巴两国政府关于修建喀喇昆仑公路的协定》。协议商定， 两国将修建一条从喀什至塔科特的双车道沥青公路。由于巴基斯坦经济上的困难以及文革冲击, 两年后的1968年7月, 公路第一阶段开始施工，1971年2月竣工通车。

但第二阶段的公路又再次被1971年爆发的第三次印巴战争打断，巴方无力修建剩余路段，于1972年6月向中国求援, 请求中方援建剩余的460公里路段，中方接受了请求。1974年6月, 近万名中国筑路员工和巴基斯坦当地军民一起，同甘共苦, 历经四年艰辛终于在1978年5月完成了第二期工程。

至此, 全长六百余公里的喀喇昆仑公路全线通车。这条路宽6米, 大小桥梁85座, 涵洞1392个，为了修路，巴方牺牲810名、中方牺牲142名筑路人员，因此被巴基斯坦称为“血染的友谊之路”。

虽然喀喇昆仑公路如此重要，但在最初的三十年里它的经济效益并不明显。据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统计，中巴边境年贸易额不到百万美元，过境人数也仅有数百人，1986年中巴边境口岸正式对第三国开放后, 年过境人员得以突破1万人次。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喀喇昆仑公路每年过境人数稳定在5万上下，战略价值开始显现。

2008年中巴联手扩建公路，总投资约4.9亿美元，其中中方提供3.27亿美元贷款。升级后的全天候、高等级喀喇昆仑公路，不仅成为连接中国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之间的主要贸易通道，还有望成为联通中东和非洲的能源运输线。

如今这条公路还是一条壮美的旅游风景线。2023年6月，我自驾从喀什出发，一路穿越帕米尔高原，亲身体会了沿途的壮阔，景色至今难忘。如果你有机会去喀什，不妨也试试这条路线，体验一下这条战略公路的美景。但别忘了出发前要先去派出所办好边防证。

今天我们简单回顾了一下中巴关系几十年来的起起落落。从最初的互不信任，到边界谈判、战争援助，再到血染高原的战略公路，这份“铁”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从一次次抉择中逐步积累而来。

所以啊，国际关系这东西，不是讲感情，也不是谁说铁就铁。铁不铁，是靠利益、靠诚意、靠实干，一步步磨合出来的。

（本文是视频播音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