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青团二全大会，蒋介石说了什么？"默许"三青团挑起与国民党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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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三青团二全大会召开前夕，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在党团矛盾与改隶之议的刺激下，在国民党“宪政”气氛的鼓舞和诱导下，三青团潜在的“第二党”倾向，已经发展成一个要求与国民党“分掌旗鼓”的第二党运动。

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一些人鼓吹组建新党，他们以起草提案、出版小册子、举办座谈会和互相串联的方式，对此讨论酝酿，制造气氛。

中央团部训练处长王文俊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撰文公开提出：要“效法中山先生在六十年前跳出旧圈子的精神，抉择旧的精华做资本”，“造成新的圈子”。

《中央团讯》也发表文章称：

“团在本质上，有如脱开了大家庭的青年，无所依靠，需要独撑门户，自谋生计，正当酝酿组党之际，已走到‘穷’的尽头，需要很快的‘变’，内容上已有了真正的变化。”

这种活动在庐山会议前后达到了高潮，演出了一场要求组建新党的活剧。

1、组建新党的不同声音

确定团的性质和地位，以谋求团的新发展，这是三青团二全大会的真正主题，也是绝大部分代表的兴趣所在。与之相比，其他问题都不免相形见绌，黯然失色。

据上海《大公报》报道，大会代表对此问题抱有几种不同意见：

“青年团第二届全体代表大会举行以来，会场情绪至为热烈，各方面代表现正交换意见，并分组讨论青年团之前途问题。
兹综合各方意见如下：
（1）解散青年团，成立国民党青年部。中央组织部确有此意见，但无法提出。
（2）青年团应维持现状，仍隶属于国民党。陈立夫先生等如此主张。
（3）增强青年团之独立性，党团干部绝对分开，即团员不得兼为党员，但不另组政党。过去中央团部之干部如此主张。
（4）另行组织独立政党。地方代表及学生代表主张最力。”

湖南支团《中兴日报》也称：对于另行组织独立政党，“各省市及学校代表主张最力”，并断言“如以最民主的方式取决此四项意见，则团即可变成为党，因地方与学校代表占大会之绝对多数也”。

根据二全大会提案汇录统计，有14个地方支团明确提出独立组党，或使三青团成为“独立性政治团体”（这不过是独立组党的另外一个说法），它们分别是江苏、湖北、广西、陕西、湖南、山西、河南、广东、浙江、南京、云南、贵州、甘肃、上海等支团，占了地方支团的一半左右，而且都是相当重要的地方支团。

如甘肃支团就在其提案中宣称，独立组党是“全体团员一致之要求”，代表了“甘省十二万革命青年”的共同愿望。学校团部有关提案共有8个，其中只有两个提案明确主张“确定本团之独立性”，提案单位分别是厦门大学分团和西北师范学院分团。

除此之外，涉及同一问题的，还有青年军206师团员代表及海外直属霹雳区团两份提案。

以个人联名主张独立组党的提案共有10个，署名者也以地方团部代表为多。其中包括湖北支团书记刘先云，河北支团代主任张兴周，四川支团干事长李天民、书记许伯超，甘肃支团干事长寇永吉，湖南支团书记周天贤，汉口区团干事长郎维汉、书记涂少梅，山东支团主任臧元骏、书记龚舜衡，河南支团书记周南，贵州支团干事长季天行，福建支团书记吴春晴，西康支团书记方采芹，北平支团书记裴笑衡等人。

此外也包括青年军代表祁宗汉、港澳区团主任韩文溥、中山大学分团干事长任国荣、中央大学学生步天凯等人。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组建新党运动中，地方团部代表（特别是各地方支团负责干部)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们才是组建新党的真正主角，其他人都不过是配角而已。

三青团的团长蒋介石此时又是什么态度呢？

蒋介石在庐山也相当活跃不辞辛劳地频频接见各地青年代表，听取各方的意见，对代表们批评国民党腐败无能的言论，“颇有所动”；对代表们提出的各种建议，甚感兴趣，表示“很有意思”；还在有意无意之间，对代表们流露出“国民党衰老了，第二期革命要靠青年来担负”的意思。

于是，不久庐山就流传着“团长对三青团组党表示赞许”的小道消息。

蒋介石此时确实主张对三青团予以“积极更张”，但并无明确办法。

他在给陈诚的信中写道：“至于青年团组织与性质，在此时代不能不积极更张，以免贻误青年者，以贻误党国也。甚望能驾来牯岭商谈决定也。”

蒋介石后来解释他所谓“积极更张”的含义时说：

“我一方面看到目前革命环境的险恶，一方面又看到我们党团内部的情形如此泄沓。在悲愤忧惧之余，就常自问我们党团的工作…究竟应该怎样知耻自强，彻底革新，重振精神，来冲破目前的危险，完成我们救国建国的使命呢？这个问题时时萦绕在我的脑筋中间。恰好这个时候，本团二全大会即将开幕，所以我提出前次的意见，其目的是希望大家重整革命的阵容，发挥革命的力量，来消灭我们当前的敌人！”

综合其前后表现来看，这一解释是基本可信的。

2、陈诚的“辞职”

8月31日，蒋介石在三青团第一届中央干事监察第四次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把这种“积极更张”的态度表达得更为明确。

他宣称：“这次本团二全大会，将要决定本团发展的前途”，对此他“只提出个人的意见，希望各位注意”。

关于团的性质问题，他强调说：“团的性质如何？关系本团的成败很大；在决定这个问题的时候，各方面都应该注意顾忌。首先要注意的，青年团应为青年的前途着想，使他们能得到进步，得到发展，和得到成功的机会。”

关于党团关系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要根据时代的需要来确定团的工作方向，决不能以三十五年以前革命的情形，来决定今后团的性质和任务；同时我们也不能仅以党的利益为出发点来决定团的前途。”

由此可见，蒋介石虽然并无“组建新党”的设想，但其主张“积极更张”的倾向，使他在有关重要问题上，作出了有利于组党运动的表态。

这一讲话被很多人理解为是对组建新党的默许和赞同，对组党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蒋经国的态度，则要谨慎得多，与乃父形成鲜明对比。关于组党问题，他曾指示部下进行研究，自己却始终没有公开表示态度。

当中央干校校友会负责人向他征询对于组党问题意见时，他仅表示“党要革新，团要改造”，大家可以见仁见智，各抒己见。

在私下里他对亲信王升等人表示：“国家形势紧迫，这样做并不妥当。”

蒋经国的机要秘书楚崧秋回忆：

“由于蒋经国是此会议的重要角色之一，希望站在个人立场，充分表达积极性意见，因此事先交代我与陈元搜集各方资料，加以消化，并将改革建议一一口述要我们记录下来，整理条列清楚，准备向大会提出。结论是鉴于当前形势，确定党与团不能分只能合的原则。”

书记长陈诚在大会前夕曾突然提出辞职，“荐人自代”，似有责怪蒋介石“越俎代庖”，对团内事务插手太多之意。蒋不得不拨冗回复，加以解释，并表示将予改正。

他在信中写道：

“至于分层负责，不致越级败事，此乃必然之理。唯中屡以贵恙复发为虑，凡可不劳清神之事，皆直接指导各主管注意承办，且望节省时间，以期迅捷。此乃向来习惯使然，亦因尔我不分彼此，故不自知其为犯了越俎代庖之弊。然自问凡直接指导之事，并非直接命令或径行决定之案。诸凡会议讨论有所决定或正式下令，则皆照手续与职守，或令所属向总长请示再行。自思并未有所自擅之处，如或有之，亦非为有心之过也，当能谅解。唯自知此种习惯，总非合理应有之事，必须随时反省改正，期上正轨，树立政制也。”

此信所表现出来的委曲求全的态度，在蒋氏身上是颇为罕见的。

据中央候补干事李俊龙后来分析，陈诚辞职之原因，乃因蒋介石过于扶持蒋经国而起。

“蒋介石的真正用意，是要搞‘家天下’。他认为CC和三青团都靠不住，只有趁他权势未衰之时，再扶植一把蒋经国，便于其子承父业。所以他既不要‘党’，也不要‘团'，而是想把青年团交给蒋经国来搞，作为培植蒋经国的政治资本。这样一来，陈诚以退为进，辞去书记长，复兴社一些人则发起签名挽留陈，弄得满城风雨。蒋介石一看形势不对，不能操之过急而使陈诚和黄埔学生生怨，改而采用比较委婉的办法…以安黄埔系之心。”

这种说法为我们理解蒋介石当时的态度提供了一种参考。

3、风向的转变

二全大会开幕后，书记长陈诚姗姗来迟，于9月5日下午方才赶到庐山，而此时大会已逐渐进入了高潮。9月4日至5日，大会主席团连续召开会议，并邀请各地方支团负责人列席，对“团的性质与地位”问题互相交换意见，详细慎重研究，并决定召开大会，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9月6日上午，二全大会召开第五次大会，由书记长陈城亲自主持，讨论“团的性质与地位”问题。辩论即将开始之际，团长蒋介石冒着倾盆大雨赶到会场，全场代表热烈鼓掌欢迎。

任卓宣首先提议采取正反两面之辩论方式，蒋示意以先听取一般意见为好，于是讨论开始，“全场空气顿时严肃、紧张”。

首先由中央干事张其昀发言，他认为团应为一文化建设、经济建设性质，致力建设之团体，以军事教育方式巩固国防，以培养技术、增加生产。其次发言者为国体师专分团书记王文斐，他系代表地方团部工作干部意见，提出团应正式确立为政治性之独立组织。

中央团部秘书处副处长上官业佑则认为应重新改革党、整理团，向积极建设方面着手，而不应独立成一政治性之团体，这代表了中央团部多数人的看法。

其后汉口区团书记涂少梅、东北松江支团书记王焕彬等四人发言，均赞同团为独立政团之意见。到此时为止，发言人中以赞成组党者居多，独立组党的观点占据了上风。

据大会日刊描述：发言者“从党与团的革新，说到团的独立，从团的教育性、政治性说到团的独立性、斗争性，反复争辩，各有有力的凭据和见地，都是用最大的忠诚，贡献出满腹经纶的主张”。

据一位参加者回忆，当时会场上是“一片组党之声，凡是发言人提到组党，就引起热烈的鼓掌。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说国民党已经腐败到不堪救药，不足以肩负实现三民主义的重任；青年团必须组成新党，乃能复兴中国的革命”。

在整个辩论过程中，蒋介石一直“闭目聚神，倾听各人之意见”。

此时一个重要人物登场了，他就是中央干事、青年工作管理处处长黄宇人。

据大会日刊记载，黄氏在发言中“解释党团不能分成两政党之事实，但承认团之独立性应加强，并提出团应有政治纲领，一切从政团员应遵行纲领施政，方能发生力量”。但实际上其发言具有更大的爆炸性。

据一位参加者回忆，黄氏当时说：

“国民党曾有过光荣的历史，今日的腐败无能，总裁应负主要责任。因为中央党政大员，都是总裁任命的，他们直接向总裁负责，不受舆论和民意机关的监督。可见总裁所负的责任最大。”

他又提问说：

“如果青年团要组成一个实行三民主义的党，必须另选出一位领袖，才能在新环境中发挥其领导才能，否则，我们的团长以一身而兼任两个党的领袖，当新党攻击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时，他将何以自处？”

此言一出，“全场为之默然”。黄氏之发言成为此次辩论的一个转折点。

辩论一直持续到中午，因请求发言者甚众，尚有88位代表未及发言，主席团遂决定下午继续讨论。

下午大会继续讨论“团的性质与地位”问题。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莅临会场，听取各位代表对该项问题之主张及意见。

据称蒋在讨论过程中“颇为注意，时而频频点首，时而微露笑容，有时以水笔记各发言人之要点”。下午讨论由青年军代表刘异，上海支团书记曹俊，中央常务干事谷正纲、任卓宣，甘肃学院分团干事郭维屏，中央干事李国俊等人相继发言。谷正纲、任卓宣认为“组党事关重大，必须慎重考虑”；其他各位发言人“对团的性质及地位之见解虽不同，但均主张团须加强革命性、政治性、战斗性，以革命前途、革命利益为主，铲除官僚资本，肃清贪污份子，完成建国使命，健全团的阵容，工作独立，组织划分，而仍为党所领导”。

可见会场风向已有所转变，重点已由独立组党转到加强团的政治性以及工作划分上来。

4、蒋介石的推波助澜

最后由团长蒋介石对讨论意见作总结讲话。

他开宗明义地宣称：

“今天上午听了各位讨论党团关系的意见，有的主张党团仍旧保持现有的关系，有的主张本团应该离本党而独立，另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一定是误会了我上次在干监联席会上所说的话。…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团可以离开党，或是团应该离党而独立，尤其不主张团另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

并说“如果党团分立，且不说其他的条件不够，即以两党共同拥戴同一领袖，这就是一个笑话”。明确表示了反对组建新党的态度，从中也可以看出黄宇人的发言起了作用。

蒋指责许多代表怀有逃避现实和苟安偷惰的“失败主义心理”，对国民党的攻击是“只图一时的快意，称一时的英雄”对于今后团务工作，蒋表示可以采纳部分代表的意见，“就是党团的工作决不能再不划分清楚，如果仍如现在的模糊不分，不但对党无益，而且对团的发展也有阻碍”。

最后，蒋介石对团的性质和工作方针，提出了以下三点意见：

“第一、我们团员决不要以从政为唯一的目的，至少在五年以内不要做官。团的性质的改变，就是要从这一点做起。这次大会的宣言和决议案对于这一点务必明白指出。第二、今后团的工作要从事《中国之命运》中的五项建设运动…第三、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工作纲领，并加强团的革命性和社会性，我们要反官僚、反贪污、反共产，要实践主义，努力建设。本团的任务就是要统一中国。”

蒋介石的这个讲话为二全大会奠定了基调。蒋之所以特别强调团员不要从政、五年内不要做官，而要从事基层社会建设，是因为他已经觉察到：三青团组党运动背后所隐藏的真实动机就是为了谋取政治地位。蒋介石的嗅觉是相当敏锐的。

蒋介石虽然反对组建新党，但对部分代表所提出的“党团划分”建议则表示赞成，主张对“党和团的工作范围及办事干部，应明确划分”。“党团明确划分”是一项将会产生严重后果的组织措施，如果严格实行这一措施，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党团分离和三青团独立。当时就有人预言：“目前党团有所谓摩擦，如果此法案（指党团划分）通过，摩擦可能因而强化。”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这一点。此后很多人鼓吹团的独立性，他们所依据的就是所谓“党团明确划分”原则。可见，它是三青团加强独立性的关键。

蒋介石急于振兴团务，在病急乱投医的情况下，贸然采纳了这一办法，留下一个极大的隐患，这可能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可以说，正是这一讲话，成了三青团单独组党，进而与国民党CC派水火不容，导致最后解散的最初“导火索”。

9月6日会议是三青团二全大会最重要的一幕。组党运动在大庭广众之下得到了公开表现的机会，“组建新党”的思潮，席卷了团内一大批中上层干部，因为它关系到三青团的切身利益，所以成为最受人关注的问题，引起了大会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和争辩，被称为“有重大意义及决定性之辩论”。

由此也可以看出，组建新党，并非像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是出于蒋氏父子的预谋，而是三青团长期以来受到压抑的“第二党”情绪的一次大爆发，是团内一大批中上层干部（主要是地方团部的各级干部）的自发举动。

搞清组党运动的主角是谁，对于判断这场运动的性质和目的具有重要意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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