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01
“能不能拿把钝刀子杀我？”
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秋风那个吹啊，刮得人脸生疼。
这不是拍电视剧，这是真真切切的历史现场。地上跪着六个人，咱们最熟悉的那个，叫谭嗣同。
据说行刑前，他对刽子手说了这么一句听起来挺傻的话。
你以为他是怕疼？
错。
他是觉得，死得太痛快了，唤不醒这帮围观的麻木老百姓。
那天的人山人海里，有人扔烂菜叶子，有人拍手叫好，甚至还有人等着蘸人血馒头治咳嗽。
谭嗣同这一死，年仅33岁。
就在他脑袋落地的同一时刻，远在千里之外的湖北，有个正二品的大官，正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抖得像筛糠一样。
这个人叫谭继洵，是湖广总督，也是谭嗣同的亲爹。
儿子在前头流血，老子在后头保乌纱帽。
谭继洵当时心里那个悔啊，不是悔没救儿子，是悔当初怎么生了这么个“逆子”，差点把全家九族都给搭进去。
这事儿看起来，好像也就这样了。
变法败了，人死了，血干了，老百姓该干嘛干嘛，大清朝还在苟延残喘。
但是，谁也没想到。
就在谭嗣同那颗头颅滚落尘埃的时候，有一颗看不见的火星子，顺着那股悲愤的风，飘回了湖南老家。
它没有灭。
它落在了一个叫杨昌济的年轻人心里。
这颗火星子藏了整整16年，直到1914年，它遇到了另一堆干柴——一个来自韶山冲的、穿着破长衫的穷学生。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那把火，把整个旧世界烧了个精光。
02
咱们先把时间拨回到1898年。
谭嗣同死的那会儿，杨昌济才27岁。
这人是谁？
在当时，他就是个普通的湖南读书人，但他还有个身份——他是谭嗣同的“铁粉”。
那时候湖南有个“南学会”，是谭嗣同搞起来宣传维新变法的。杨昌济不仅加入了，还天天追着谭嗣同屁股后面问问题。
谭嗣同写过一本奇书叫《仁学》，里面的思想在那会儿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什么冲决网罗，什么要敢于造反。
杨昌济读完，感觉天灵盖都被掀开了。
结果呢？
老师死了，学会散了，慈禧太后那个老太婆又赢了。
一般的读书人，碰上这种事，要么吓破胆回家种地，要么赶紧写悔过书跟朝廷表忠心。
杨昌济这人有点“轴”。
他看着谭嗣同留下的那摊血，心里就在琢磨：
为什么变法会输？
是因为没有枪杆子吗？是因为光绪帝没实权吗？
不，他觉得是因为中国人的脑子坏了。
脑子不换，换多少个皇帝都没用。
于是，这个27岁的湖南汉子，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决定。
他把家里的老婆孩子安顿好，收拾了两个破包袱，走了。
去哪？
去日本，去英国，去德国。
这一走就是十年。
咱们现在说留学，那是去镀金、去享受生活的。
杨昌济那是真苦。
在国外那会儿，他为了省钱，早餐就啃冷面包，连杯热牛奶都舍不得买。
三十多岁的人了，为了学英语、德语，跟一帮十几岁的小孩坐在一个教室里。
有人笑话他：“你个老帮菜，还折腾个什么劲？”
杨昌济不理。
他心里憋着一股气。
他在寻找一种东西，一种能治好中国人“软骨病”的药方。
他在国外读伦理学，读心理学，读哲学。
他越读越明白，谭嗣同当年为什么非要死。
谭嗣同是用死来告诉大家：这路走不通了，得换个活法。
而杨昌济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活法”带回来，找人传下去。
1913年，42岁的杨昌济，头发都熬白了不少，终于回国了。
03
他一回长沙，那是相当轰动。
你想啊，留日、留英、留德的海归，精通三国语言，又是老资格的举人。
这种人才，放在哪都是香饽饽。
当时的湖南都督叫谭延闿，这可是个大军阀，手握重权。
谭延闿一听说杨昌济回来了，立马派人送来请帖：“杨先生啊，来给我当教育司长吧！”
教育司长是个什么官？
那是全省教育的一把手，有权，有钱，还有面子。
换了别人，估计连夜就去上任了。
结果杨昌济看都没看，回了三个字：“我不去。”
谭延闿懵了，以为嫌官小，又派人去说：“那您看，你想当什么？”
杨昌济淡淡地说：“我想当老师。”
最后，他去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一个月薪水不多，还得天天吃粉笔灰。
家里人都急了：“放着高官厚禄不享，非要去当个教书匠，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杨昌济笑了笑，没解释。
他心里明镜似的。
去当官，顶多就是个给军阀装点门面的花瓶。大清朝虽然没了，但现在的民国，换汤不换药，上面还是那帮烂人。
要想真的改变这个国家，就得从根子上找。
根子在哪？
在年轻人身上。
他要去种树，而不是去当那个砍树的人。
事实证明，杨昌济这双眼睛，是真的毒。
就在他去第一师范教书的第二年，也就是1914年的春天，他的课堂上，走进了一个奇怪的学生。
04
这个学生长得挺高，但是看着挺土。
穿个破长衫，袖口都磨飞边了，脚上那双鞋也是补了又补。
最要命的是，这学生还挺“狂”。
别的学生见了老师，那是毕恭毕敬，大气都不敢喘。
这个学生呢？
上课爱提怪问题，下课还喜欢在走廊里大声争论，甚至还搞什么“冷水浴”。
大冬天的，长沙那湿冷的天气，骨头缝里都冒寒气。
这学生带着几个人，跑到水井旁边，脱得只剩个裤衩，一桶井水劈头盖脸就浇下去。
一边浇，一边还嗷嗷叫。
别的老师看了直摇头：“这不就是个二愣子吗？有辱斯文！”
但杨昌济不这么看。
他站在楼上窗户边，看着那个在寒风里擦身子的年轻人，眼睛突然亮了。
他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了谭嗣同。
当年谭嗣同也是这么狂，也是这么不讲道理，也是这么想把这个沉闷的铁屋子给砸个稀巴烂。
这个学生，叫毛泽东。
杨昌济开始留意这个穷小子。
有一天，杨昌济给学生们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叫《心之力》。
这题目听着就挺玄乎。
其实，这正是杨昌济思想的核心，也是当年谭嗣同《仁学》里的精髓：
一个人的精神力量，是可以改变物质世界的。
过几天，作业收上来了。
杨昌济坐在灯下批改，看着看着，他的手开始抖。
不是气的，是激动的。
毛泽东这那是在写作文啊，这简直就是在写檄文！
洋洋洒洒几千字，从宇宙万物讲到中华国耻，从个人修养讲到天下兴亡。
那种气势，那种文字里透出来的血性，跟当年的谭嗣同如出一辙。
杨昌济拿起红笔，在那张卷子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圈。
打了多少分？
100分？
不，他给了105分。
那多出来的5分，是给未来的。
05
从那以后，杨昌济就把毛泽东当成了自己的衣钵传人。
他把自己从国外带回来的书，一本一本地借给毛泽东看。
他把当年谭嗣同想做却没做成的事，一点一点地讲给毛泽东听。
每到周末，毛泽东就带着一帮同学，跑到杨昌济家里去蹭饭。
名为蹭饭，实为求学。
在那个名为“板仓杨寓”的小院子里，一老一少，经常聊到深夜。
聊什么？
聊这个国家为什么会病成这样。
聊怎么才能把这潭死水搅活。
杨昌济告诉毛泽东：“光有热血不行，还得有身体，有学问。”
“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
这话，毛泽东听进去了。
后来毛泽东带着人去游学，不带一分钱，挨家挨户去“化缘”，去接触最底层的农民。
这也是杨昌济教的：别老死在书本里，要去泥巴地里滚一滚。
1918年，杨昌济被北大聘去当教授，他把毛泽东也带到了北京。
那时候的北京，乱得很。
但杨昌济不管那些，他拼命地把毛泽东推荐给当时的大佬们，比如章士钊，比如李大钊。
他在给章士钊的信里写了一句话，特别重：
“吾郑重语君，二子（指毛泽东和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欲言救国必先重二子。”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你想救中国吗？那就得靠这两个年轻人。
那时候，杨昌济的身体已经不行了。
多年的积劳成疾，加上胃病，把这个硬汉折磨得只剩一把骨头。
1920年1月，杨昌济在北京病逝，虚岁才50。
他临走的时候，拉着毛泽东的手，还没看到那个新世界的曙光。
但他应该是不遗憾的。
因为他知道，火种已经传下去了。
杨昌济走了。
但故事才刚刚开始。
就在杨昌济去世的这一年，毛泽东回到了湖南。
他带着从老师那里继承来的思想，带着那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劲头，开始干一件大事。
他不再只是写文章了，他开始搞组织，开始拿枪杆子。
这不正是当年谭嗣同想干却没干成的事吗？
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这两句话，隔了20多年，在时空中撞在了一起，发出了一声巨响。
1949年，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那个站在城楼上的巨人，他的脑海里，会不会闪过那个寒风凛冽的菜市口？
会不会闪过那个在第一师范教他洗冷水澡的老师？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谭嗣同在菜市口流的血，没有白流。
它变成了一颗种子，被杨昌济捡了起来，揣在怀里捂热了，然后种在了毛泽东的心里。
最后，这颗种子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撑破了那个吃人的旧社会。
你说，这是巧合吗？
我不信。
这就是传承。
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就有这么一股劲。
只要有一个人还没死绝，那口名为“华夏”的气，就断不了。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为了保官位，眼睁睁看着儿子死。
他以为自己赢了，结果清朝还是亡了，他也落了个千古骂名。
杨昌济拒绝了高官厚禄，甘愿当个穷教书匠。
他以为自己只是个过渡，结果他教出了一个新中国。
这就叫：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那些为了自己那点算盘珠子活了一辈子的人，最后都成了灰。
而那些为了这个国家把命都豁出去的人，哪怕当时输得底裤都没了，最后也能赢回来。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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