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全国的贵州“大四清”运动亲历记

来源：原载于《史林》2014年1期

原题：亲历1964年轰动全国的贵州“大四清”运动

作者：胡一民

作者简介：胡一民，1926年10月生，四川成都人。1948年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赴解放区，1948至1950在华北大学 （正定）一部学习。参加西南服务团南下贵州，先后担任贵州团省委副书记、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组长、贵州省体委副主任、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贵州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等。著有《人生四部曲》《个人权利与社会意识：个人与社会关系新论》等。

1964年前后，我在中共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这年秋天，在贵州现代历史上是一个不寻常的季节。阴云密布的政治风云笼罩贵州大地，庞大的“四清”工作团进驻贵州，掀起了夺贵州省委和贵阳市委大权的架势。他们最先以贵州省委名义召开马拉松式的三级干部会，大揭省、市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了上下结合，又由中央组织部从全国调集了1000多名“支黔干部”，要他们紧急调来贵州，说是“贵阳市委烂了”，“贵州省委烂了”，贵州“资本主义泛滥成灾了”，要到那里夺权。

他们来后，除一部分人直接参加夺省、市委某些部门的大权，参加揭省、市阶级斗争的盖子外，大部分又组成两个庞大的“四清”工作团，分别包了遵义县虾子区和晴隆县鸡场区、碧痕区的重点“四清”，大揭农村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大批大斗农村基层干部。这“四清”工作团除了中纪委及中央机关的干部、从各省抽调的支黔干部作领导骨干外，还从贵州省、地、 市、县各级党政机关抽调部分干部参加。一时大军压境，黑云压城，贵州干部风声鹤唳，人人心惊胆颤。

事情的起因是，从宏观上来讲，当时客观上的政治形势是中央两个司令部围绕“四清”的斗争升温。一个搞“桃园经验”，着重是对基层干部以清经济为主，夺他们的权；一个是提升“四清”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扩大为清思想、清组织、清政治、清经济，并且以清政治为主，自下而上地开展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逐步把阶级斗争之火引到省、市以上的领导干部。这时的贵州首当其冲。

从贵州的情况看，是出现了导致一场大斗争的爆发点。中央和西南局收到不少检举揭发材料，反映原贵阳市委书记伍嘉谟，在花溪、惠水县一带住高级宾馆、招待所，小病大养，与打针的女护士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如按正常情况，上级组织或纪委派人来查清伍的问题，对其作实事求是的处理就可以了，用不着兴师动众，小题大做。但当时正处在“左”的指导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气候下，贵阳市和贵州省成了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典型，这就不是伍嘉谟个人的问题了。

由伍的错误，推而论之，认定贵阳市因“自由市场”泛滥，各行各业都在搞“资本主义”，已成了“小香港”。联系追查到伍的后台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等省委领导人，反映在全省的工作上，1959年、1960年，贵州在困难时期大搞“反瞒产”、刮“共产风”，出现少数县大量死人的事件未得到处理，成为“四大名旦”漏网之鱼。紧接着1961年、1962年，全省大刮“单干风”，已基本上“包产到户”，“资本主义”泛滥全省。一时间，贵州成了第一个把“四清”运动引申到省一级领导的全国典型。这就是当时震动全国的有名的“贵州大四清”事件。

这时，我们省委政策研究室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到省委三干会上整理材料，参加揭阶级斗争的盖子；一部分则被调到“四清”工作团，下乡去搞“四清”。下去之前，我们学习了以刘少奇为主制定的前《二十三条》 （修改稿），听了王光美在昆明作的“桃园经验”报告的录音。这对我们震动很大。我们下去搞“四清”，就是要按此样板操作。

更令人震动惊心的是省委三干会开得如火如荼。会上揭发的大量材料令人吃惊不已，涉及到省委及各部门领导人从工作到生活以及政治的历史。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在当时条件下，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大胆揭发，反正还有核实的过程，讲一些过头的话也是难免的。也有个别品质恶劣、动机不纯的人，如周林的某位姓黄的文字秘书，大量揭发的“钢鞭材料”，从工作上起草的文件，到日常生活中的所谓“私房话”，夸大捏造，起了轰动效应：一可取悦于到会代表，二可在上面邀功请赏。但在背后此人也遭人议论，为人所不齿。

我们这些被分配参加“四清”工作团的人，可以说是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来到工作团团部报到。我参加的工作团是到晴隆县碧痕区的，先在安顺学习一个月的文件，首先进行自身的“四清”，交代问题。说清楚问题不大的才能下去搞“四清”，否则要清退回去。我们“四清”工作团的团长是中央军事学院的一个少将，他带来了一些部队上的同志，完全按军队一套建制，工作方法、作风也是军队的一套。省军区也有人参加。时任省军区副政委的李再含，为工作团碧痕区分团团长。

我们随工作团总团部下到碧痕区安固公社，总团部在这里安营扎寨。然后三至五个人一个小组，再分到生产队。我们研究室同来的有潘廷映、徐扬和我三人，但不在一个生产队。晴隆县本来就是贵州的一个贫穷山区，我去过很多地方，可以说没有丝毫平地，都没有这里山大坡陡。从碧痕到安固，全是上山，生产队在半山坡上。我负责的这个生产队，工作组有三人，进驻时，每人都背着手枪，如入敌占区。

我们分头住在贫下中农家，搞扎根串连，按“桃园经验”，要经过访贫问苦，首先把根子扎正。对贫下中农也要查三代。经过调查，几乎每户贫下中农都“不干净”，不是本人历史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沾亲带故的人中有问题。真像是用显微镜找细菌，问题无所不在，几无可信之人。只能在比较中挑选问题小的人。“根子”找到了，要经过他们搞串连，了解大、小队干部的问题，结果是95% 以上的干部都不可信。晴隆这个地方，解放初期闹过土匪，在国民党残余匪兵的裹胁下，相当多数的群众都背着背兜去哄抢过东西，如果把这些群众都定为“小毛匪”，那简直就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工作组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搞“扎根串连”，实际上是在对贫下中农“查三代”，对基层干部进行背靠背的审查，弄得人心惶惶。另一个鸡场区，也是“四清”工作团的重点，“四清”工作队主要是部队的同志，一进村就开展斗争，声势吓人，有几个大队干部惊吓得自杀了。相比之下，我们这个公社在总团部的直接领导下，还稍稳一点。

这个月的工作真够艰苦，夜以继日地查访。当时强调 “三同”，吃住都在贫下中农家，连豆腐也在禁食之列。这一套“左”的神秘的做法都是工作团按“桃园经验”布置的。今天来看这个问题，不是在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在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当时在那里工作了一个月，在一股极“左”思潮的指导下，做了些傻事、错事，不仅是枉费心机白辛苦一场，甚至是害人。

一个多月后，另一个《二十三条》下来了，强调要相信95% 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这两个95% 的估计，正好把原来的分析和估计翻了过来。以后又要来做解放干部，依靠群众的工作。这时，我们已经离开晴隆，把“擦屁股”的工作留给后来的同志了。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这后《二 十三条》就正确，它是要把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要把基层干部推上更高一层楼，给他们上纲上线，成为“走资派”。这也是应当彻底否定的。

原来，“四清”工作团大揭省、市委“阶级斗争的盖子”，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省委三干会告一段落，省委领导核心的“问题”已大量揭发出来，接下来要深入开展省、市委各部、办委机关的“四清”，进一步揭发省、市委的问题。我们三个在晴隆县参加“四清”工作的同志也被通知回来，参加西南局办公厅直接抓的省委办公厅和研究室的“四清”运动。我回来后，研究室的“四清”运动已进行了一段，正在揭发省委和办公厅、研究室的问题。“四清”工作组已进驻研究室，组长是西南局的陈鸿儒，说是四川省银行的一个中层干部。其余二人为支黔干部。在西南局重点抓的“四清”运动中，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就是那位在三干会上因大揭、特揭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的隐私而出名的黄姓文字秘书。他俨然是“顾问”，是工作组的非工作组成员。

斯时，省委“四清”运动的调子已经越来越高了。所揭发的问题都要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周林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四清”工作团定的调子。 我刚从乡下回来，还跟不上趟。“四清”工作组指定我一个人在办公室成天写揭发材料，指名揭研究室领导人汪行远的问题。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被禁闭式的写揭发材料，心情不免紧张，不知从何下手，又未见到三干会揭发的材料，不知调子有多高，水有多深。我只好把研究室工作的笔记本都翻出来，发现与“四清”工作团调子对上号的就记下来。这样，大约写了几页交上去，结果是不行，过不了关。我们研究室工作人员中有一个“四清”积极分子，也可以说叫“打手”吧，叫王同臻的，在工作上他是调查组组长，我是综合组组长，他居然也来逼我：“我们都写了一大本啊! 你和汪行远这么多年在一起，关系又密切，写这么一点是交不了差的。一要上纲上线；二要有私房话。”我觉得这个人变得真快啊! 过去还是对汪行远毕恭毕敬，肉麻地吹捧。后来，此人调到西南局工作，“文革”中成为西南局造反派头头，夺了西南局的权，在成都是颇有名气的。原来此人真是野心不小啊！在那时就开始暴露，竭力迎合和投靠“四清”工作组。

我软磨硬拖地过了一个多月，《二十三条》下来了，对领导的揭发暂时告一段落，转入一般干部的“洗手洗澡”，解放大多数。研究室是围绕省委的意图转的，省委的错误，研究室当然会有，而研究室的工作错误，人人有份，大家都来检查交代执行“周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这个调子是工作团统一定下来的。

这次“四清”，主客易位，过去，我们是下去清别人，这次变成了清我们自己。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重点放在清政治、清思想上。把过去研究室工作中一些抵制或缓和 “左”的错误的做法，如对“包产到户”，未视作两条道路斗争问题，未采取阶级斗争的方法去硬纠，而是强调改善经营管理，巩固集体经济；允许社员私人养羊和一两头大牲畜；压缩大队提成和取消大队储备粮，下放大队副业，等等，都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这些问题，又都是从个人所写的调查材料或起草的文件中暴露出来的，是明摆着的。

至于个人历史，50年代“审干”中已作了“清楚”的结论。最难说清楚的是“和汪行远的关系”，因为说我是汪的亲信嘛！所以，在“四清”中，我是研究室倒数第二个解放的，倒数第一个是研究室副主任乔学珩，很多文件和材料都是经过他的审阅、修改后才发出的，当然他要多承担一些责任，但未把他视作“走资派”，和大家一样洗手洗澡，也算“待遇”不错了。

至于那个特殊人物——姓黄的文字秘书，名义上说是参加研究室的“四清”，实际上是太上皇，因为，每个人的检查，都要经过他点头才能过关。而他自己却干净得很，手一点都不洗。其实，省委好多文件都是他起草或经过他修改的。他一点都不“洗一洗”。原来他参加的用意本是在搜集揭发周林、汪行远的材料，其实，他最后也无所收获，两手空空而去。但研究室的25个同志，在“四清”工作组和这位秘书的高压下，不仅人人都要检查过关，而且有25%的人因个人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受到处分，打击面不可谓不大。

我自参加工作以来，在这“大四清”中，可以说第一次受到大的冲击和打击，所幸未受到什么处分。解放过关后，我和乔学珩都因系知情人而被抽调到省委专案组，参加查证材料。因为这时对周林等省委领导人的审查已进入专案调查、核实及写结论阶段。对历史问题的调查另有专人负责，我们只参加对现实材料进行核实、整理，因为这方面的揭发材料太多了，需要核实整理。除乔学珩和我以外，还有办公厅负责机要工作的刘夫亚等同志，因为他们也是知情人，而且解放过了关的。负责专案组的是新调来支黔的张健民，时任省委组织部长，后升任省委副书记。当时，周林已免职，靠边候审。李大章兼任省委第一书记，原来的贵州省委算彻底改组了。

关于周林的问题，揭发的大约是：困难时期贵州死人的事件；贵州包产到户，大搞单干，“城乡资本主义泛滥”；包庇重用“坏人” （如伍嘉谟）；个人生活作风腐化糜烂，等等。我们的核实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凡当时中央有指示精神的，不算；省委常委会有记录可查的算数，道听途说的不算 （我们专案组的刘夫亚同志一直是作常委会的记录，有完整的档案可查）；生活作风上有真凭实据者算，捕风捉影者不算。

生活作风问题之受重视程度，可谓贵州“四清”之一大特点，原因是贵阳市委书记伍嘉谟有和女护士的男女关系，以此类推，省、市各级领导人都要追查男女关系，几乎人人都要承认有“男女关系”才算正常，才能过关，否则认为不正常。某省委常委主动承认有“两个”，很快过关得到信任。市里某些干部被追得紧，只好承认“一个”，但到最后落实时，只好老实地说，这一个就是自己的老婆。真令人啼笑皆非。

至于周林等省委领导人被加的“罪名”，最大最多的就是说贵州搞包产到户，全省达到80%以上，造成城乡资本主义泛滥。其实，根据我们后来核查，贵州包产到户面最大的1961—1962年，也只有40% 。工作团领导把社员的家庭副业，也通通算为单干，所以就夸大为80% 。而且这是农民自觉起来抵制“左”的错误，克服暂时的困难，使农村经济得以恢复，到1963年已下降到8% 。至于省委周林等领导人，为了度过困难，战胜灾害，曾说过借一点公田，给社员种蔬菜或一季夏收作物；对边沿分散的山区，可以让他们搞包产到户；城市里应当允许农民挑蔬菜进城零售，现在看来，对恢复经济，克服困难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是在当时就把他们的讲话作为搞资本主义的证据材料。

“四清”工作团还对解放以来贵州工作下了一个历史结论：“一个根子不正 （干部根子）、两个不彻底 （土改、镇反）、三关未把好 （三反五反、肃反、审干）”。这个面涉及就广了，把贵州从土改、镇反起的工作都否定了，不仅否定了历届贵州省委的领导、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而且把当时领导贵州工作的西南局也否定了，实际上这个矛头已经直接指向了解放初期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

在省委扩大会议讨论“周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结论的会上，周林据理反驳主持会议的“四清”工作团领导。那次会议，我们参加专案组核实材料的几个同志也列席旁听了，因为要作会议记录和便于进一步的核查。据我回忆，在“结论”写到困难时期的死人事件时，周林承认有错误，但认为这是全国性带有共性的问题，是在大刮“共产风”的大环境下产生的，只不过贵州搞了反瞒产问题暴露得早，其实，四川的问题并不比贵州差，死的人不见得少，只是未公开暴露。该领导没有资格来讲贵州的问题。谈到包产到户、单干等问题，周林辩驳说：省委只说过在少数边沿分散的少数民族地区应当允许，对中心地区出现的包产到户，不要硬纠，不要搞斗争。贵州包产到户的面被夸大了，从1963年起，已开始出现好的形势。该领导等人来，反被搞得更严、更紧了。

总之，周林始终不服，对“结论”不承认，严词拒绝。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周林的腰杆真硬，在巨大声威、 压力面前，居然敢顶，敢严词申辩、驳斥。当然，在该领导等人看来，认为周林态度极端恶劣，于是报告中央，撤了周林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等待进一步的处理，但还保留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实际是靠边站了。

出乎意料的是，中央很快作了人事调整，将该领导调回西南局，另调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贾启允来贵州任省委第一书记，工作组另一位领导也调回中央任原职。这里反映了两个矛盾：一是中央，起码是邓小平认为工作团领导对贵州总的看法过头、过激；二是反映了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李大章的矛盾，李井泉也认为工作团领导等对贵州的问题看得过重，伤害了贵州广大干部。所以，李井泉派了他比较信任的贾启允 （他们都是晋绥边区的，贾是他的老部下）来贵州，名为继续开展“四清“运动，实为收拾残局，挽回人心。

这期间有点插曲。李大章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曾决定成立书记处办公室，任命乔学珩为主任，另有王同耕、王同臻、洪云鹏还有那个有名的“四清”积极分子的秘书为副主任，我也忝列为副主任之一。其任务是为书记们服务，起草文件、讲话等。按说，我应该高兴了，因为被信任了。但是，我却高兴不起来，一则经过“四清”，我已不愿意再搞文字工作；二则有那么几个极左的积极分子，今后很难相处。幸亏李大章很快调回，才未成为现实。贾启允来后就把这个机构撤销了。因为他也对姓黄的秘书不感兴趣，认为他是可怕的投机分子。

李大章在贵州时，把被称为“周林搞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黑参谋部”的省委政策研究室撤销了。 汪行远下乡去参加“四清”，接受锻炼，等待处理。研究室有几个同志受了处分，被下放到地、县或其他单位，其余合并到省委办公厅，成立办公厅下属的农村“四清”办公室。我也被留在“四清”办公室，享受正处级待遇，但未正式任命职务。乔学珩为省委办公厅主任兼“四清”办公室主任。贾启允来后，仍继续保持周林的专案组，以便查清他的问题，写出结论，上报中央。

但他更关注的是解放大批干部，特别是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因此，他在修文县搞了一个解放基层干部的“十六条”政策，受到区、社干部的欢迎。另外，对县以上干部也进行安抚。他首先是召开了一次新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比较实事求是地讨论贵州的问题，周林的错误，还有如何解放95% 以上的基层 （社、队）干部。这是在1965年的夏天，我因还在专案组，在三干会上服务。我的重点是核实周林的材料。三干会结束时，要向中央写一个报告，别人先写了一稿，贾不满意，最后要我来写这个报告。因为这次会议已出现了实事求是的氛围，不少同志说了些中肯的意见。人们的头脑也不是那么热了。我主要是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写报告时，根据已核实的材料，大大压缩了周林的问题，报告中的语气也比较缓和。

另外，对贵州问题的看法，经过三干会讨论，否定了工作团领导定的贵州80% 搞包产到户的调子，经过若干点的调查，结合面上统计的材料，把家庭副业排除在外，到1963—1964年，贵州包产到户或单干的面已降至8—10% ，也肯定了贵州广大干部是好的，否定了那个“一个根子不正”、“两个不彻底”、“三关未把好”的荒谬结沦。关于生活作风问题，也否定或淡化了那些捕风捉影的不实之词。

这个报告写出来后，很合贾启允的看法，而且，他还加上一条要求中央不必再派支黔干部。“四清”工作团领导在时，再要求中央派出2000多名干部，已到1000多名，要求继续调派。贾启允则认为没有必要再派了。当然，这批支黔干部绝大部分是好的，是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但他们受了工作组领导极左思想的影响，带着框框，必然与贵州原在的干部相处不好，徒增不团结因素。所以，贾的这个考虑也是可以理解的，以后中央也就未再派支黔干部了。至于省级机关的“四清”运动，除原来已开展的省委机关等少数单位外，其余也就未再开展了。

三干会后不久，听说中央要开中央工作会议了，负责专案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张健民，要专案组留下我和少数几个同志，抓紧把材料分类整理装订好，准备贾启允到中央开会时带去。由于有关周林的结论材料归类装订都是我经手，到中央开会时，贾启允要我带周林的结论和有关附件材料去。 同去开会的，除贾的秘书戴禧融外，还有省计委的两个处长，因为那次中央工作会议要讨论新的五年计划。

我们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和会议代表一起同住北京东长安街王府井路口的北京饭店，那时北京饭店还未修建新楼，既使是旧楼已是当时北京最高级的宾馆、饭店，是中央开高级干部会议常住的地方。一般人是住不进去的，我是第一次住在这里。住的地方不用说了，我生平第一次住这样高级的房间，而且会议的伙食也是第一流的，都是第一流的高级厨师做的。文娱生活也十分丰富，每晚不是看中外名片，就是请各剧种的名角来演唱。那年运气真好，正逢上开全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不用说了，都是跟随代表们到主席台旁边就坐，而且每天都有球票，可以有选择地看。因为这些开会“代表”的身份不同了，都是中央委员和各省的省委的第一书记。我们工作人员跟着首长，一起沾光。

本来我的任务就是去送周林的材料，材料送到就算完成任务，但是贾启允要我留下，等中央的批复，我只好留下来。那时中央工作会议的小组会，按大区分组，讨论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某个省厅，会议记录和写简报要由各省的秘书轮流担任，其他省都去了两个秘书：一个是第一书记的机要秘书，主要管首长的文件、电话和照顾起居生活；另一个是文字秘书，主要是整理材料和起草发言稿。 有几个省的机要秘书就是第一书记的夫人，这样更便于保密和对首长的生活照顾。搞文字工作的另有专职的文字秘书，轮流参加小会记录和写简报。贾启允来贵州不久，只带了戴秘书一个人，以搞机要工作为主，兼做点文字工作。戴秘书实际不可能去小组会作记录和写简报，我正闲着，就拉我去凑合与各省文字秘书轮流作小组记录和写简报。西南局小组，除西南几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 中央委员外，还有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有时中央首长也临时来参加。参加这样的会议作记录，也算我生平最开眼界的一次。

一直到会议结束，对周林的问题，中央都没有什么正式的批复。后来我问戴秘书，他说，小平同志讲：材料给我们就行了，你们地方就不用管了。事实上，也就不了了之了。周林还是到成都担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央领导层和西南局一、二把手之间的矛盾，无怪后来“文革”期间西南局二把手要支持造反派大造李井泉的反了。我交完材料，就算完成任务，国庆已到，参加了国庆观礼即回贵州。所谓贵州大四清也就正式结束了。

中央工作会议后，贵州也开三干会来贯彻。我仍留在省委办公厅“四清”办公室工作。但却增加了为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做临时的文字工作任务。三干会上传达中央精神，这是书记自己的事，我主要是起草会议结束时的讲话和会后向中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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