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王朝末期的“末世繁华之谜”

在我们的印象或者电影、电视剧里边，中国的王朝末年总是给人一种荒凉、凋敝、颓败、混乱的印象。比如很多电视剧里都会用这样的台词：“王朝末年，妖孽四起，奸臣横行，陷害忠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翻开史书就会发现一个相当诡异的现象：中国的王朝末年，尤其以宋、明、清三朝为例，越是接近崩溃的时刻，就越是呈现出一种“盛世”的景象。尤其是帝国的中心城市——临安、南京、上海、北京……在王朝崩溃的前夜，其繁华程度甚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这就让人忍不住要问一句：为什么大厦将倾，帝国却正在经历“盛世的狂欢”？

以宋朝为例。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北宋的繁华不必多说，咱们小时候都学过《清明上河图》。相比之下，南宋的富裕、繁华、文明程度更超北宋。

大家都知道，南宋的国土面积比北宋大概小了三分之一。按理说地盘小了，国力应该大大萎缩才对吧？非也。当时的首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人口爆炸式增长到了120万以上，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超级都市。

据《武林旧事》记载，南宋末年的杭州“买卖昼夜不绝”，不仅有早市、晚市，还有“深夜食堂”；当时的南宋，服务业发展到极致的水平：不但有专门代客叫车的“车马行”、代办宴会的“四司六局”，还有给贵妇们的猫改毛色的特色服务；临安城内房价冲天涨……

但这些繁华真的是因为南宋的经济繁荣吗？

首先要问一个我们经常能在网络上看到的问题：是生活在大城市好，还是生活在小县城、农村好？大城市房价高、物价贵，一切都贵，但还是有无数人趋之若鹜，为什么？因为安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治安好——这也是当时临安城空前繁荣的原因之一。

全国的富商、权贵们全部集中到最安全、最有保障、金钱不会被随意没收的首都。钱像潮水一样涌进江南的心脏，推高了房价和物价也将临安城推向最高的繁荣。

所以，当北方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时候，距离襄阳不到一千公里的西湖上，依然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就连帝国的最高长官贾似道也被这繁华的景象迷惑，丝毫没有亡国的紧迫感，大兴土木建他的“半闲堂”。

其次，南宋末年的盛世是被“消费”推高的——有钱人们有一种潜在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理。没人愿意做长线投资了——万一钱收不回来，不就亏大发吗？所以大部分有钱人选择了即时消费，这让餐饮、娱乐、奢侈品行业空前繁荣。财富不再像血液一样循环，而是像泡沫一样越积越高。

看到这里，一定会有人问：那这些权贵精英、有钱人的钱是从哪来的呢？当然是从基层残酷剥削来的。

为了维持首都的体面和巨大的军费开支，南宋政府推行“公田法”，即强制低价征收民间土地；又推行“金银见钱关子”——印刷纸币，用通货膨胀的手法攫取民间财富。

也就是说，有钱人吃的每一条鲤鱼，西湖上每一盏彻夜不熄的灯火背后，都可能是一个南宋普通人一生的经营。

临安城就像一个巨兽，吞噬了大宋朝最后一点资源和生命力，也给了全体南宋人一种错觉——看这锦绣江山，看这繁花似锦，哪有半点亡国的样子？“不会亡国的。”

所以，当国土、子民、妇孺和这些最后的财富被蒙古人的铁蹄踩碎的时候，南宋人才好像忽然从美梦中惊醒——原来所谓的盛世，不过是一场错觉而已。

三百年后的大明朝，在它崩溃的前夜，竟然又演出了一模一样的戏码，甚至更加离奇——大明朝坐拥全世界最高的GDP，坐拥富可敌国的江南财团，却在一夜之间化为烟尘。

那些挥金如土的士大夫们、商人们、精英们，究竟在想什么呢？

如果你穿越到崇祯十七年的南京城，一定会被那里的繁荣所震撼——园林建筑精巧到令人发指，大街上、酒楼里人声鼎沸，几乎每个人都穿着丝绸。

你一定会忍不住说：“这都要亡国了，不应该满目疮痍、遍地饥荒吗？为什么空气里充斥着一股金钱的味道？”

因为大明朝的富人们早就不满足于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了——这太鄙俗了。他们流行追求“精致”——比如仅“扇坠”一项，就有无数讲究；有巧匠能在不到一寸的桃核上雕刻出一条小舟来，这条小舟舱篷兼备，上载有五人：苏东坡与黄庭坚一块看书，佛印法师臂挂念珠，念珠粒粒可数，还有两名船夫，一人划船、一人烹茶。每一个人神态各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巧匠？当然是因为有市场。明末的有钱人就喜欢追求一个“极致的精致”。只要听说过“秦淮八艳”的故事，就知道有钱人的日子过得有多奢侈：名妓们已经高级到可以和知识分子讨论诗歌与哲学的程度。

这种文化上的病态精致，让明末呈现出一种空前盛大的繁华感。但这和宋朝末年一样，不过是末世鲜血浇灌出的最后一朵残花。

当时，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白银都通过贸易流向了中国，让明末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景象：一边是南京、苏州、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人人都在做生意、炒地皮、炒古董。

为什么要炒古董？因为这在当时是一种类似股票的金融产品。几乎所有的帝国中心城市都显得格外富裕、繁华。

但另一边，农业等能支撑国家收入的产业却一片荒凉。农村极度凋敝，政府财政破产。

据史书记载，李自成快打进北京城时，崇祯皇帝哭求权贵们为国家捐点钱，但众人反应冷淡。有人故意穿得破破烂烂的上朝，有人在门上贴“吉屋出售”。

最后举全国之力，崇祯帝筹到了多少钱呢？——二十万两。还不够江南富商造个园子的！最后李自成攻破北京，将权贵们抓起来“搜赃”，却搜出数千万两白银。

明亡之后，多少知识分子、大儒痛心疾首、捶胸顿足。有说是“王阳明心学不实用”导致亡国的，有说是“党争亡国”的。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帝国的分配机制出现了大问题——政府为筹集军费，不断压榨底层农民，导致起义不断、流寇四起。

可这些税款最终流向哪里？不是边关的将士那里，而是官员的口袋里、权贵的园子里、秦淮河畔的画舫里、士大夫的字画里。

也就是说，明末的繁华是建立在无耻的权力搜刮之上的。国家破产了，权贵们却迎来个人财富的顶峰。他们的钱又把帝国的中心城市推向极致的繁荣。

又过了几百年，到了清末。人们是否从历史中学到了经验教训呢？并没有。

清末的上海、北京等各大城市富裕繁华，但就在距离这些大城市仅几十公里的农村，人们却过着和中世纪一样的生活，甚至大规模死于饥荒。

清末的繁华，是被全球化“吹起来”的，并不是中国自身长出的果实。只要一声枪响，一切就戛然而止。于是，荒诞的一幕出现了：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很穷，但卖奢侈品的商店却还是排起长队；富人们也不再搞投资——直觉让他们变得格外谨慎。万一搞生产、搞研发、投资工厂……钱拿不回来怎么办？当人的预期发生改变后，就会从“大搞生产”变成“大搞消费”。

其次，因为财政和权力高度集中，政府在统治出现问题后，往往会把地方剩余拼命向中央或少数富裕地区抽取。于是“中心越挤越肥，外围越抽越空”。当中心城市人声鼎沸、车水马龙时，农村地区却因苛捐杂税进一步凋敝死亡。

人群大量涌入城市谋生，或依附权力获得安全保障，又进一步推高了中心城市的繁荣。因此，这种“近亡而盛”的繁华，本质上是建立在大面积贫困化和秩序失衡之上的。是一种掠夺式的集中，而不是可持续发展。站在上帝的视角来看，这是王朝在利用最后的制度优势，把资源向少数节点疯狂聚拢。

王朝后期的鼎盛，更多是权贵和资本在进行最后一轮套利。因此，才会呈现出一种“越接近崩溃却越繁华”的错觉和假象。

所以，看似反直觉，其实是一种局部指标——城市繁荣、城市的人有话语权，与整体状态脱钩的错觉。中心灯火明亮，整体已经熄火。

这就像是1911年的大清国。如果你生活在北京，绝对感觉不到任何亡国之象。城内灯红酒绿，老爷、少爷们喝茶遛鸟、唱堂会，平民们打麻将、逛戏园子，处处莺歌燕舞，一幅太平景象。崩塌好像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实际上，这种“单中心结构”在后来的历史演进中依然余音绕梁。在单中心结构中，危机一旦爆发，中央就会强行抽取地方剩余。当地方经济基础被中心城市抽取干净后，会陷入既无足够能力抵御自然灾害，也无政治力量进行自救的程度。

也就是说，这样的结构让危机无法分散，而是最终导向单一爆发点。一旦起义军突破中心城市，整个权力系统就会瞬间崩塌，因为地方已经没有可供回旋和支持的力量了。

一个健康、处于上升期的社会，它的繁荣总是发散性的，能滋润大部分的土地和个人。在这样的时代，繁荣意味着底层有上升希望，普通人能通过勤奋改变命运。意味着财富在流向每一个能创造价值的角落。

但末世的繁荣，是“聚集性”的。它就像是一台抽水机，强行抽干了广袤国土的每一分生命力，最后只为供养那几座核心城市、那几个特定圈子、那些少数的人。

这种繁荣越是灿烂，就说明它对底层的压榨越是彻底。

我们评价一个朝代，不应该只看能发声的人过得有多奢华，而是看底层的人过得是否有韧性。当一个朝代开始出现以下这些征兆时，我们必须警惕：假如精英们不再考虑长远投资时；假如资本不再关注基础生产力时；假如大城市的灯光越来越亮，而支撑这些霓虹灯的底层分配机制却越来越僵化时……这是历史在为我们敲响警钟。

这种繁荣是“脱节”的，就像被养在精美花瓶里的鲜花，看起来娇美，但因为失去了土壤的供养而正在走向死亡。

只是吊诡的是，身处历史之中的人，往往很难分清什么是旭日东升的霞光，什么是大厦将倾的火光。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就在金人攻陷汴梁的不久之前，宋国的人仍然毫无知觉。他们在奢侈糜烂的生活中醉生梦死，无法自拔。

归根结底，繁华本身并不是王朝将亡的必然特征，但我们要警惕这繁华的来源。假如它和大多数人毫无关系，那一切很可能就是最后的疯狂。

有人喜欢说：“历史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是——我们从来没有吸取教训。”这话只对了一半。有些事并不是吸取教训能解决的，它是一个结构问题，需要在总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外，做出一些实质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