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25年，周总理见到初恋女友张若名时询问：是否愿意回北京工作

1955年4月8日凌晨五点，昆明刚刚亮起零星路灯。张若名披了件旧呢大衣站在窗前，她听见远处的军机滑行声，这意味着中央代表团已抵达。七点整，省委统战部陈方敲门，简单一句：“总理点名想见你们，八点出发。”没寒暄，语气比春城的清晨还干脆。

八点前后，张若名和丈夫杨堃步行穿过圆通山后的小道。陈方叮嘱：“谈话不作记录。”短短几百米，张若名回忆翻涌：十七岁那年在天津女师举起反日横幅、二十一岁只身逃婚奔沪登船去法国、三十岁攻读里昂大学硕士又遇旧友……脚步却一直稳，没有外人看出她心里那点波澜。

院门半掩，一位着灰色中山装的高个子迎上来，正是周恩来。握手时他轻声道：“小超托我向若名姐问好。”四周很静，连树上的乌鸦都像被这句话定在枝头。寒暄不过数句，周恩来突然切入：“北京正在组建一支外语与文学并重的高校师资队伍，若名，你愿意回来吗？”语气平和，却掷地有声。

张若名没有立刻回答。她看见会客室里的一张小茶几，上面压着一份亚非会议资料。她意识到，这趟见面并非私人叙旧，更像一次工作邀约与历史交叉点的碰撞。沉默半分钟后，她说：“我在云南已习惯教书，也想留些精力整理西南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短短一句，婉拒意味清晰。周恩来点头，没有再劝，只补一句：“资源不足可函告北京，能帮的一定帮。”

会见持续五小时，话题从昔日留法勤工俭学聊到亚非新局。散场时周恩来说：“革命路上分工不同，目标一致。”他握着张若名的手，轻轻一握，又一次放开。

从院子出来，云南午后的阳光很烈。张若名忽然想起1919年9月2日那趟从北京回天津的慢车。那天车厢里闷热，周恩来边扇折扇边提议：“把学联与女界同志会合并，建一个更紧密的核心团体。”张若名顺势补充决策程序，让提案落地。觉悟社由此诞生，二十个号码成了地下联络暗号——周恩来“伍豪”，邓颖超“逸豪”，张若名“衫陆”。十来天里，他们拟口号、印传单、绘示威路线图，忙得彻夜不归。那段时间，她才发现这位四岁长兄拥有惊人定力：同学被捕，他能在一盏茶工夫里安排营救、募款、舆论三条线并行。

1920年1月29日，直隶省公署前的请愿队伍被军警阻截。张若名与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四人作为代表被拖进营务处。囚室没炉火，夜温零下，她们用军大衣当被子。张若名第一次感到骨头都在发冷，却听见隔壁周恩来低声说：“坚持住，外面已经有声援。”那句话像一股热流，撑过漫长冬夜。半年后获释，胸前挂着“为国牺牲”的银章，她把章珍藏至今。

1920年11月7日，“波尔多斯”号汽轮离开吴淞口驶向马赛。甲板上风大，张若名撑着船舷看海。周恩来递过一双手套，说是留法旅欧中国学生会临时经费结余买的。手套旧，却暖和。抵达里昂后，两人常在河畔讨论文学与政治：安那其主义、布尔什维克、法国象征派诗歌……思想火花四溅，独身主义也变得摇摇欲坠。1921年秋天，他们互赠书信，关系由“战友”转向“情侣”。

分岔发生在1924年。列宁追悼大会后，法警跟踪张若名数月。精神压力让她萌生退意，她申请脱离少共，转向文学研究。周恩来三次劝说未果，只写信道：“道路不同，情分尚在。”双方写下最后一封私人长信，约定彼此安全第一。1925年春，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登记结婚；同年夏，张若名考入里昂大学研究院，专攻比较文学。

1930年3月初，周恩来途经里昂与张若名短暂会面。那天他们谈了两件事：一是邓颖超托话“保重”；二是觉悟社成员分散现状。离别时，周恩来在台阶上停一下，说：“愿学术有成。”张若名答：“盼革命顺利。”两句话像截然不同的航线，却在空中互道平安。

时间推到1955年4月8日下午三点，周恩来结束全部行程离开驻地。临上车，他朝陈方低声嘱咐：“若名若需资料，直接抬头写我。”车子启动，灰尘被风卷到半空。窗外杜鹃正红，张若名远远看着车尾灯消失，转身回校园给学生上《欧洲中世纪文学》最后一课。

云南的教学楼里，旧木黑板还留着粉笔字。学生散去后，张若名拿出那双早已磨薄的棕色手套——当年波尔多斯号上的礼物——又收进抽屉。她知道，那段早已落幕的青春，与这一双线头外露的手套，都将沉在时光深处，无需再提，却永不会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