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与郑天挺

1999年是先父郑天挺(1899—1981)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他在“七七事变”时任北大教授兼秘书长，负责留守北平，保护北大师生安全撤离古都，前往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又随三校师生由长沙撤至昆明，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1940年初并兼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梅贻琦先生则一直任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梅、郑二人在联大共事五六年，互相配合，关系一直很融洽。

联大行政效率改进委员会

抗战前郑先生任北大秘书长多年，行政事务冗杂，百事缠身，大大影响了他的教学及科研时间。到联大后，北大蒋梦麟校长(时任西南联大常委)退居二线，联大校务由梅先生主持。时郑先生向蒋校长提出不任行政职务，专心教学，得到蒋的同意。1939年4月，蒋校长跟郑先生说，一些联大教授对学校行政效率有意见，故学校决定组织行政效率改进委员会，让一些教授参加，也让郑担任委员。郑先生一听，就觉得这样的组织本非治本之策，未必能有所作为，不过既已成立，如能贡献些意见以备参考还是好的，因之也就同意了。

过了不一会儿，梅先生忽然来了，对郑说：“刚才已商量决定，请你当主席。”郑大为吃惊，立刻表示拒绝，并向蒋校长报告此事。蒋也认为以不任主席为好。郑乃再向梅先生力辞，梅不允。郑先生态度极坚决，急告联大秘书章廷谦，请他将梅之手谕送还改派。然而此事并没有影响两人关系。

同访吴文藻谢冰心夫妇

1939年10月底，梅、郑及杨振声(今甫，联大中文系教授，校常委会秘书主任)、陈雪屏(教育系教授)四人至呈贡看望吴文藻(云大教授)、谢冰心夫妇的新居。当时他们一家为了躲避空袭，移住在这里的一个小山上。呈贡离昆明很近，火车行驶近一个小时，四等车来回票价一元三角。呈贡车站离县城尚有八里路，乘马亦要一小时。吴、谢一家即住该县东门(就日门)山上之华氏墓庐。大家一起稍休息后，即由主人陪同绕山头一周。这里风光秀丽，“远望滇池，彩叠数色，不辨为云、为岚、为光、为水、为山、为田!”至晚饭后，则“月色绝清，万顷溶溟，似昼而淡，似灯而静”,确是乡间难得见到的景致。当晚郑、陈二人即住吴寓，梅、杨先生则住龙街郑颖孙先生寓所。

次日，由“朋友第一”的吴、谢二先生带领，大家又出县南门(文明门)乘马十八里至乌龙浦游玩。“登山而望，前临昆池，西山屏列，风景大似南京燕子矶。”宾主在此共进野餐，别具风味。是晚众人又在郑颖孙处听其抚琴，及张充和女士昆曲，尽兴而归。

又次日晨10时，由女主人导游龙井。大家同出北门(朝京门),越公路东北行，即见一亭，其旁即泉，全城饮水全赖此泉。中午食饺子后，郑、陈二人因次日有课，于下午即乘火车返昆明，梅、杨二人仍留呈贡。

此次旅行，大家不仅饱览此地的风光，会见了老友，同时也得到很好的休息。唯一不足者，即梅先生行路中不小心蹩了脚。

坚持郑先生任联大总务长

1939年12月，联大总务长沈履决定去川大任教务长。事前沈即向郑透露此讯，并言梅先生深盼郑继任此职。郑先生表示万万不行，并向蒋校长表明此意，得到蒋之理解。次年1月，郑先生其他友好均不赞成郑担任此职。一位同楼住的老学长劝郑不就的态度尤为坚决。他说，目前学术领导(指各院院长)皆属他人，而行政领导均北大人任之，外人将以北大不足以谈学术。且行政职务招怨，学术领导归誉，若怨归北大，而誉归他人，将来学校地位不堪设想。郑先生对此老之意见极同意且赞赏，于是乃向常委会去函，表示总务长之职绝对不就。不料校常委会仍通过，沈履又来劝驾，谓人事、经费均无问题；同时梅亦表示，即来找郑详谈。郑怕梅来，乃到处躲避。然梅先生仍来挽劝就职，态度极殷切。郑先生乃坦然表示，所以不就总务，“并未谦让，亦非规避，尤非鸣高”,不过欲乘此时多读读书，认真教课，并致函常委会表明态度。未几，常委会议仍主挽留，并派黄子坚、查良钊、杨振声、施嘉炀、冯友兰诸先生再来劝驾。且留函称：“斯人不出，如苍生何?”而此时傅斯年、周炳琳、杨振声等人又怕伤及北大与清华的感情，一反原来态度，复劝郑先生就任。周炳琳并谓，在目前局面下，只好牺牲个人，维持合作。在这种情况下，郑先生乃向梅先生表示，愿维持此职至是年暑假，并表示可在开学后就职。而梅先生在谈后却向同人言，郑先生今天即就职。于是郑先生乃成为联大之总务长。

郑先生挽劝梅先生

1940年夏，德军侵占法国后，安南(今越南)形势突然紧张。当时政府密令西南联大等校亦迁四川。此事在讨论时意见不甚一致，且运输费用亦大(郑先生估计须二百万元),困难重重。而一部分教授在讨论时也对学校行政效率有意见，希望能加改善，甚至会外尚有人主张应增设校务长者，郑先生对此事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果谁不称职，尽可撤换。梅先生处此困难中，觉得异常疲倦，想去呈贡休息一二周。郑先生也向梅表示，一俟学校校舍问题解决后，即辞去总务长职。

8月底，梅先生去呈贡休息。行前给郑写信，谓已辞常委会主席。郑大惊，于是复梅一函，表示梅先生若去，“则天挺当立即离去”,并表示将去呈贡慰留。与此同时，蒋梦麟校长亦请郑先生亲自去呈贡，代表他本人向梅先生致意并挽留。

9月3日，郑先生与罗常培先生去呈贡吴、谢宅，郑当面向梅表示蒋校长挽劝之意，并谓：“在三校合作局面下，一人去留，关系甚大，希望不再言辞。”梅先生表示：“近日倦甚，提不起精神。”郑说：“可多休息几天，即可恢复。”郑与梅先生谈完后，当日即回昆明。未几天，梅先生也回昆明，仍然认真处理校务，一切如常。当然，郑先生处此情况下，一时也不好再提辞总务长事。

同去四川公干

1940年秋，日军侵占越南，云南局势骤然紧张。当时在昆明的其他学术机构，如中研院史语所及北平图书馆等大多迁川，联大也在四川叙永设立了分校，接纳一年级新生。1941年夏，昆明形势已趋缓和，且分校设立太远，诸多不便，于是联大常委会决定叙永分校停办。梅、郑二人乃就赴川公干机会，去叙永慰问师生，并告知暑假后迁回昆明。

这次同行的还有罗常培先生。他们三人此行三个月，饱尝了战时“蜀道难”的滋味，还仓皇遇到多次警报，历尽辛劳。但也苦中有乐，看望了不少老友新知，访问了史语所及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及金陵、齐鲁、华西大学等十几处学术机构，并顺游了峨眉山。

这次旅行，使梅、郑二先生增进了了解，关系更加密切。尤其是梅先生的谦虚，待人诚恳，有修养，处处迁就人的学者风范，给郑先生留下极好的印象。

回昆明不久，罗先生写《蜀道难》一书，就是叙述他们这次旅行的，并请他们共同的好友谢冰心女士作序。

梅先生工作一斑

梅先生一向工作认真负责且极细致。1945年2月，梅先生离昆赴川公干，临行前给郑先生信，谈到校中未了之事，即如工警之裁减，工役伙食之津贴，甚至连一些教室之桌凳未搬，壁报张挂之墙壁已修好等，均一一交代清楚，不厌其烦。

1946年三校北上复员。10月，一批联大箱子北运至平，梅即嘱按四校(北大、清华、南开、联大)分开拨交，并在是月25日函告郑先生，请按时照料。信中所述各点均安排得极为细微，如什么箱子装错了，什么箱子是个人书籍等，一一标明清楚。最后说“点交各校之箱件号码及总数，及有无损毁情形，向各校取得收据，由彼等交迁(运)委(员)会，以清责任”等。

梅先生一向注重节约。1946年9月末，梅校长夫妇打算请胡适(北大校长)、傅斯年(北大代校长，刚卸任)、陈雪屏(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主任，刚卸任)夫妇及杨振声、郑先生等人在城内骑河楼39号清华同学会吃饭，欢送傅斯年夫妇回南京。梅先生函告郑先生，请代烦陈雪屏家之厨师烹做，并称，应“在不太讲究而又不埋没厨师手艺之原则下”为之，最后表示：“琐碎奉渎，甚感不安，惟于明日多敬一杯，以表谢意耳!”梅先生工作细致周全，却又寓于幽默之中。

2000年10月11日

(原载《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7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