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铭上的光：苏辙笔下的苏轼生命史

建中靖国元年七月，常州的水波载着北宋最后一片清醒的天光，缓缓流淌。那位自天涯海角归来的老人，在病榻上或许正倾听着生命里最后的交响——琼州海峡的潮声拍打着他未熄的壮怀，长江中流的奔涌回响着半生的颠簸，而汴京御街的市声，早已化作梦里的烟云。他气息微茫，遗言却清晰如刻：“即死，葬我嵩山下。”这七个字，是一个终老江南的魂灵对中原大地的深情回望，是一个漂泊者最后的皈依。

当讣告传出，“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这哭声超越了私人情感的边界，成为一种文明的集体哀悼。太学生数百人聚集慧林佛舍，为这位老人饭僧祈福。他们祭奠的，是一个可以坦荡站立、可以自由言说的时代，正随着那袭渐冷的青衫，一同没入历史的苍茫。

壹

眉山：文明火种的初燃

嘉祐元年的蜀中烟雨，浸润的不只是天府之国的稻禾。眉山纱縠行苏宅的庭院里，程夫人正为十岁的苏轼讲授《汉书》。读到《范滂传》时，她放下书卷，一声叹息如秋叶般轻轻落下。身旁的少年忽然仰首：“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

程氏凝视着儿子清澈如岷江之水的眼眸，郑重答道：“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

这一问一答，被苏辙郑重镌刻在兄长的墓志铭中。这不是寻常的家教场景，而是儒家精神谱系里一次庄严的火炬传递。那个名叫苏轼的少年，从此将“致君尧舜”的契约写入血脉，如峨眉山月般澄明而坚定。

墓志铭记曰：“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当他二十岁乘舟出蜀，带走的不仅是“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的才华，更是一个文明对正直人格的千年期许。蜀江的水声在他身后渐渐远去，而一个更为辽阔的世界，正等待着他的到来。

贰

汴京：天才的登场与时代的错位

嘉祐二年的礼部考场，主考官欧阳修面对一份考卷陷入了长久的沉思。《刑赏忠厚之至论》中那句“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让他拍案叫绝。为避嫌，他将这份本该第一的答卷置为第二——他误以为是门生曾巩所作。历史的戏剧性在于，这个美丽的误会，反而让“苏轼”这个名字更响亮地传遍京华。

欧阳修对梅尧臣感叹：“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这不是简单的赞赏，而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谦让与托付。当青年苏轼在殿试中以《春秋》对义居第一、中乙科时，整个文坛都意识到：一颗足以照亮世纪的文化星辰，已然升起于东方。

然而，他迎头撞上的，是王安石变法那架轰鸣的历史战车。熙宁二年的朝堂上，新法如潮水般席卷一切。苏轼的声音如礁石般固执：“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这十二个字，是对改革伦理的深刻警示。他不是反对变革本身——墓志铭记载，他在杭州通判任上“常因法以便民”，在密州抵制“手实法”时说“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

他反对的，是那种将民生当作抽象实验的官僚作风，是那种非此即彼的思想狂热。

当举子在殿试中“争言祖宗法制非是”时，身为考官的苏轼“退拟答以进，深中其病”。他守护的，是一个文明应有的审慎与温度——在变革的洪流中，为人的尊严与生活的常理留下一方礁石。

叁

乌台：文字狱下的文明尊严

元丰二年，御史台的牢狱阴冷如深渊。四十四天的审讯如炼狱般煎熬，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从他的诗文中逐字寻找“谤讪”的痕迹，“锻炼久之，不决”。中国文字狱史上标志性的“乌台诗案”，几乎要勒断这个文明最敏感的喉舌。

然而，一个细节耐人寻味：狱中的苏轼“未尝以一言自辩”。这不是默认，而是一种更高贵的沉默——他拒绝在卑劣的游戏规则下为自己辩护，犹如明月不向沟渠证明自己的皎洁。最终，神宗皇帝“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这个“怜”字背后，是一个帝王对文明火种的不忍，也是专制机器中难得的人性微光。

黄州，成为他生命的涅槃之地。从“苏轼”到“东坡居士”，他完成了一个士大夫向完整人格的壮丽跨越。墓志铭记其“幅巾芒屩，与田父野老，相従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赤壁赋》的哲学沉思与《寒食帖》的笔墨苍凉，都是在放逐之地开出的文明之花。

苦难没有摧毁他，反而让他的生命绽放出更磅礴的葱茏——原来，真正的自由，可以在最不自由处生根。

肆

元祐：孤独的理性

元祐年间，当司马光尽废新法时，重返中枢的苏轼再次站在了反对者的位置。他激烈劝阻废除免役法：“差役行于祖宗之世，法久多弊……若量出为入，毋多取于民，则足矣。”司马光不悦，他掷出历史的重言：“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

这种超越党争的清醒，满腹的“不合时宜”，让他同时失去新旧两党的接纳。墓志铭记载：“台谏官多君实之人，皆希合以求进，恶公以直形己，争求公瑕疵。”

在非黑即白的政治生态中，持中的理性往往是最孤独的坚守。

但他将这种孤独，转化为了对民生最温暖的关照。杭州苏堤的烟柳，不仅是水利工程，更是写在西湖之上的民生诗篇。墓志铭细数：旱灾时“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疫病时“作饘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更募捐“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那竟是一套早于时代数百年的公共卫生系统。在徐州，洪水围城，“城不沉者三板”，他“庐于城上，过家不入”，身先士卒筑堤防洪。

这些不是泛泛的德政记录，而是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知行合一”的最高实践。他将庙堂上的理想，化为了大地上的足迹，一步一印，皆是良知。

伍

海南：天涯处的文枢

绍圣四年的诏书如秋霜般凛冽，将他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安置。墓志铭以冷静笔触记载：“昌化非人所居，食饮不具，药石无有。”初到之日，官府不许他栖身官舍，“则买地筑室，昌化士人畚土运甓以助之，为屋三间”。

在这片“非人所居”的土地上，六十二岁的苏轼开始了流放途中动人的一幕。桄榔庵中设帐讲学，海南的第一所诗书堂没有门扉，向所有愿学的眼睛敞开。黎族子弟与流人后裔同坐，透过椰林的阳光照亮简陋的书卷——那光，是从中原带来的文明薪火。

他亲自编写经义，将《尚书》《易经》的微言大义，用最质朴的语言传授。学生姜唐佐北上应举时，他在扇上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 这不是一般的赠言，而是播种者对未来的庄严期许——天涯海角，终将破此天荒。

他或许不曾想到，自己播下的种子会如此迅速萌芽。大观三年，姜唐佐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宣和年间，符确成为海南第一位进士。从此，“天涯海角”不再只是地理的尽头，它有了文化的坐标，有了精神的纬度。墓志铭虽未及记载这一后续，但苏轼“著书以为乐，时従其父老游”的身影，已为这一切写下不朽的序章。

陆

归宿：山河间的永恒契约

北归途中，他在常州停下了脚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丁亥，面对围坐的儿孙，他说出最后遗言：“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我一生无愧，彼岸必不堕落，不必以哭声惊扰这自然的化去。

这是儒家“夭寿不贰”的坦然，也是佛家“生死一如”的彻悟。苏辙将兄长葬于汝州郏城钓台乡，嵩山余脉在此缓缓起伏。这不是衣锦还乡的终点，而是一个伟大生命融入山河的庄严仪式——从此，他的呼吸化为松涛，他的目光凝成星辰。

九百多年后，当我们重读这篇墓志，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对抗命运的史诗，更是一种文明如何在个体生命中完成它的永恒契约。

苏轼用一生证明了：一个人可以同时在多个维度达到极致——在庙堂持守道统，在江湖润泽民生，在书房著书立说，在绝境开创新局。他经历了中国士大夫可能经历的所有境遇：帝王的赏识与冷落，朝堂的荣耀与构陷，地方的治绩与贬谪，文化的创造与传播。

而他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或许是在儋州桄榔庵中点燃的那盏灯。当文明的火种跨越琼州海峡，在曾经的文化荒漠中生根发芽，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白袍端合破天荒”的预言成真，更是文明最深刻的真理：真正的光明，从不畏惧最遥远的黑夜。那光能穿越时空，照亮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风声过处，嵩洛苍茫。九百年的时空那头，那个从眉山走出的少年，那个在汴京惊艳朝野的才子，那个在黄州超越苦难的居士，那个在杭州造福百姓的太守，那个在海南播种文明的先生——他们最终合而为一，成为山河的一部分，成为文化记忆里永不褪色的篇章。

这不是结束。每当我们在月夜吟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逆境中想起“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在平凡日子里体味“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时，他便从时间的深处走来，以那永恒的微笑告诉我们：

无论世界如何变迁，一个人依然可以活成文明的高度，活成人性的温度，活成穿越时空的——光。

这光，曾经照亮过北宋的天空，如今，依然温暖着我们的山河岁月。

参考文献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七十六

2.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见《栾城后集》卷二十二

3.欧阳修《与梅圣俞书》，见《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五〇

4.苏轼《上神宗皇帝书》，见《苏轼文集》卷二十五

5.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

6.孔平仲《孔氏谈苑》卷一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六十七

8.苏轼《赠姜唐佐》，见《苏轼诗集》卷四十三

9.明正德《琼台志》卷三十八《人物》

东坡先生墓志铭

苏辙

予兄子瞻，谪居海南。四年春正月，子即位，推恩海内，泽及鸟兽。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归。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于毗陵。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呜呼，斯文坠矣！后生安所复仰？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辙执书，哭曰：“小子忍铭吾兄！”

公讳轼，姓苏氏，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讳杲，赠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国太夫人。大父讳序，赠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国太夫人。考讳洵，赠太子太师。妣程氏，追封成国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以书谢诸公，文忠见之，以书语圣俞曰：“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士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丁太夫人忧，终丧。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义粲然，时以为难。比答制策，复入三等。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长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责之，公尽心其职，老吏畏服。关中自元昊叛命，人贫役重，岐下岁以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前以破产者相继也。公遍问老校，曰：“木栰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涨，操栰者以时进止，可无重费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衙规，使衙前得自择水工，栰行无虞。乃言于府，使得系籍，自是衙前之害减半。治平二年，罢还，判登闻鼓院。英宗在藩闻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试秘阁，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试，如苏轼有不能耶？”宰相犹不可，及试二论，皆入三等，得直史馆。

丁先君忧，服除，时熙宁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与介甫议论素异，既还朝，置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变更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议之。公议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何以助朕？”公辞避久之，乃曰：“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竦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介甫之党皆不悦，命摄开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有旨市浙灯，公密疏，旧例无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罢。殿前初策进士，举子希合，争言祖宗法制非是。公为考官，退拟答以进，深中其病。自是论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杂事者为诬奏公过失，穷治无所得。公未尝以一言自辩，乞外任避之。

通判杭州。是时，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盐法。公于其间，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高丽入贡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库，乘势骄横，至与钤辖亢礼。公使人谓之曰：“远夷慕化而来，理必恭顺，今乃尔暴恣，非汝导之，不至是也，不悛当奏之。”押伴者惧，为之小戢。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公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时以为得体。吏民畏爱，及罢去，犹谓之学士而不言姓。

自杭徙知密州。时方行手实法，使民自疏财产以定户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实，司农寺又下诸路，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公谓提举常平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亦知手实之害，罢之。密人私以为幸。郡尝有盗窃发而未获，安抚转运司忧之，遣一二班使臣领悍卒数千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至杀人，畏罪惊散，欲为乱。民诉之，公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溃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自密徙徐。是岁，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两山环绕，吕梁、百步扼之，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公履屦杖策，亲入武卫营，呼其卒长，谓之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呼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执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势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庐于城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闻。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従之。讫事，诏褒之，徐人思焉。

徙知湖州，以表谢上。言事者擿其语以为谤，遣官逮赴御史狱。初，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言者従而媒孽之，上初薄其过，而浸润不止，至是不得已従其请。既付狱吏，必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上终怜之，促具狱，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屩，与田父野老，相従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五年，上有意复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略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未至，上书自言有饥寒之忧，有田在常，愿得居之。书朝入，夕报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会晏驾，不果复用。

至常，以哲宗即位，复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为礼部郎中。公旧善门下侍郎司马君实及知枢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谑侮困君实，君实苦之，求助于公。公见子厚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子厚以为然。君实赖以少安。既而朝廷缘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力辞之，见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公固辞。持正曰：“谁当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持正曰：“希固当先公耶？”卒不许。然希亦由此继补记注。

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赐银绯。二月，迁中书舍人。时君实方议改免役为差役。差役行于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编户充役不习，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产，而狭乡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为免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钱，而无执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于雇役实费之外，取钱过多，民遂以病。若量出为入，毋多取于民，则足矣。君实为人，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与其选，独以实告，而君实始不悦矣。尝见之政事堂，条陈不可。君实忿然，公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魏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君实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补外，不许。君实始怒，有逐公意矣，会其病卒乃已。时台谏官多君实之人，皆希合以求进，恶公以直形己，争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则因缘熙宁谤讪之说以病公，公自是不安于朝矣。寻除翰林学士。二年，复除侍读。每进读至治乱盛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覆开导，觊上有所觉悟。上虽恭默不言，闻公所论说，辄首肯喜之。

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宽其禁约，使得尽其技。而巡铺内臣伺其坐起，过为凌辱，公以其伤动士心，亏损国体，奏之。有旨送内侍省挞而逐之，士皆悦服。尝侍上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公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西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寇镇戎，杀掠几万人，帅臣掩蔽不以闻，朝廷亦不问。事每如此，恐浸成衰乱之渐。当轴者恨之。公知不见容，乞外任。

四年，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时谏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刺时事，大臣议逐之岭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降敕置狱逮治，而太皇太后内出手诏赦之，则仁孝两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发，遣内侍赐龙茶、银合，用前执政恩例，所以慰劳甚厚。及至杭，吏民习公旧政，不劳而治。岁适大旱，饥疫并作，公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贵，复得赐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饥者。方春，即减价粜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公曰：“杭，水陆之会，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私橐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以待之。至于今不废。是秋，复大雨，太湖泛溢害稼。公度来岁必饥，复请于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籴常平米，并义仓所有，皆以备来岁出粜，朝廷多従之。由是吴越之民，复免流散。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复浚西湖，放水入运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开治，故湖水足用。近岁废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积二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矣。运河失湖水之利，则取给于江潮，潮浑浊多淤，河行阛阓中，三年一淘，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几废。公始至，浚茅山、盐桥二河，以茅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然后潮不入市，且以余力复完六井，民稍获其利矣。公间至湖上，周视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云，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遗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种菱，收其利以备修湖，则湖当不复堙塞。乃取救荒之余，得钱粮以贯石数者万。复请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之苏公堤。

杭僧有净源者，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丽，交誉之。元丰末，其王子义天来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窃持其画像附舶往告，义天亦使其徒附舶来祭。祭讫，乃言国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寿。公不纳，而奏之曰：“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来朝，以未测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礼意鲜薄，盖可见矣。若受而不答，则远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赐之，正堕其计。臣谓朝廷宜勿与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诱外夷，邀求厚利，为国生事，其渐不可长，宜痛加惩创。”朝廷皆従之。未几，高丽贡使果至。公按旧例，使之所至吴越七州，实费二万四千余缗，而民间之费不在，乃令诸郡量事裁损。比至，民获交易之利，而无侵挠之害。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洄洑激射，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

公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并山而东，凿为运河，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又并山为岸，不能十里以达于龙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岭，凿岭六十五丈，以达于岭东古河，浚古河数里，以达于龙山运河，以避浮山之险，人皆以为便。奏闻，有恶公成功者，会公罢归，使代者尽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复言：“三吴之水，潴为太湖，太湖之水，溢为松江以入海。海日两潮，潮浊而江清，潮水尝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驶，随辄涤去，海口常通，则吴中少水患。昔苏州以东，公私船皆以篙行，无陆挽者。自庆历以来，松江大筑挽路，建长桥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吴多水，欲凿挽路为千桥以迅江势。”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二十年间，再莅此州，有德于其人，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六年，召入为翰林承旨，复侍迩英。当轴者不乐，风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受命于宋，会神考晏驾，哭于宋，而南至扬州。常人为公买田书至，公喜，作诗有“闻好语”之句。言者妄谓公闻讳而喜，乞加深谴。然诗刻石有时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惧，请外补，乃以龙图阁学士守颍。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则陈亦多水。至是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注之于淮，议者多欲従之。公适至，遣吏以水平准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堆，淮水顾流浸州境，决不可为，朝廷従之。

郡有宿贼尹遇等数人，群党惊劫，杀变主及捕盗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获，被杀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阴尉李直方，谓之曰：“君能擒此，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君矣。”直方退，缉知群盗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党，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别而行。手戟刺而获之，然小不应格，推赏不及。公为言于朝，请以年劳改朝散郎阶，为直方赏。朝廷不従。其后吏部以公当迁以符会考，公自谓已许直方，卒不报。

七年，徙扬州。发运司旧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载，率无虞而速达。近岁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复故，朝廷従之。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还，兼侍读。是岁，亲祀南郊，为卤簿使，导驾入太庙。有贵戚以其车従争道，不避仗卫，公于车中劾奏之。中使传命申敕，有司严整仗卫。寻迁礼部，复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二学士。高丽遣使请书于朝，朝廷以故事尽许之。公曰：“汉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予。今高丽所请，有甚于此，其可予之乎？”不听。公临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随俗，乞守郡自效。

八年，以二学士知定州。定久不治，军政尤弛，武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故不敢何问。公取其贪污甚者，配隶远恶，然后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战法，众皆畏服。然诸校多不自安者，卒史复以赃诉其长，公曰：“此事吾自治则可，汝若得告，军中乱矣。”亦决配之，众乃定。会春大阅，军礼久废，将吏不识上下之分，公命举旧典，元帅常服坐帐中，将吏戎服奔走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出。公召书吏作奏，将上，光祖震恐而出，讫事，无敢慢者。定人言：“自韩魏公去，不见此礼矣。”北戎久和，边兵不试，临事有不可用之忧，惟沿边弓箭社兵与寇为邻，以战射自卫，犹号精锐。故相庞公守边，因其故俗立队伍，将校出入，赏罚缓急可使。岁久，法弛，复为保甲所挠，渐不为用。公奏为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长吏以时训劳，不报。议者惜之。

时方例废旧人，公坐为中书舍人日草责降官制，直书其罪，诬以谤讪，绍圣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寻复降一官，未至，复以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従齿岭南编户，独以少子过自随，瘴疠所侵，蛮蜑所侮，胸中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疾苦者畀之药，殒毙者纳之?。又率众为二桥以济病涉者，惠人爱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窜者为未足也，四年，复以琼州别驾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饮不具，药石无有，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室，昌化士人畚土运甓以助之，为屋三间。人不堪其忧，公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时従其父老游，亦无间也。元符三年，大赦，北还。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居従其便。公自元佑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勋上轻车都尉，封武功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将居许，病暑，暴下，中止于常。

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请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侍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问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实七月丁亥也。

公娶王氏，追封通义郡君。继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长曰迈，雄州防御推官，知河间县事。次曰迨，次曰过，皆承务郎。孙男六人，箪、符、箕、籥、筌、筹。

闰六月癸酉，葬于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

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至其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撰，率皆过人。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

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平生笃于孝友，轻财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孙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没，有遗言。公既除丧，即以礼葬姑。及官可荫补，复以奏伯父之曾孙彭。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孔子谓伯夷、叔齐古之贤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实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