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举行了还都典礼。汪精卫身后的青天白日旗，专门将满地红的底色去除掉，好似一块已经褪色了的裹尸布。观礼席上德国大使的西装领针闪烁着卐字徽的光芒。日本特使影佐祯昭的军刀始终没有解开。这一情景便是虚伪政权的隐喻：侵略者都不屑于掩饰自己的掌控欲望，叛国者偏偏要给自己缝制合适的新衣。
我认为国际社会的辩护词中存在地缘政治的黑色幽默。维希法国承认汪政权的时候，《费加罗报》的社论表示亚洲需要稳定力量。苏联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之后，塔斯社发布通告称尊重亚洲人民自主进行选择。最为绝妙的是美国驻上海领事给国务院发送的密电，一方面标注这个政权是傀儡，另一方面建议暂时保持领事级别的接触来保护美国的资本。这种精神分裂式的外交，如同在妓院谈论圣经的传教士一般。
有些辩护包含着那种隔岸观火的算计。英国驻重庆的大使卡尔一边向丘吉尔报告汪系政权没有什么民意方面的基础，一边默认怡和洋行和伪政权进行医药方面的生意。他的日记当中这样写道：就好像对待威尼斯傀儡政府一样，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闻闻香皂，但是不要真的觉得它能够生产香皂。这种殖民者的傲慢，比直接进行谴责更会伤害民族的自尊。
当我们在东京审判档案中看到法国维希政府向汪政权发出贺电的时候，就去对照同一时期戴高乐在伦敦的演讲。有些妥协如同湿棉被，看起来好像能够起到御寒的作用，最终却只会使人冻僵。这种认知方面的错位，难道不就是弱国在丛林世界里共同的悲剧？
当下在南京总统府展览厅之中，汪精卫的就职演说稿和延安《解放日报》的《枪决汉奸令》摆放在一起。两张呈现出泛黄状态的报纸彼此之间的距离仅仅有三米，但是却展现出背叛与忠诚的极为巨大的不同之处。或许历史的评判并不存在于外交照会之处，而是存在于时间的考验过程当中。所有虚伪的政权，最终都将会成为警示后人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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